[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03)04-0011-04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域经验总结而出的舶来理论,有其地域特色。(这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如果使这一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必须使其与各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合务国实际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结合的过程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本国实际,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正如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所主张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同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每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结合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则取得进步;每当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没有正确结合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则会受到挫折。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胡绳同志曾经提出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他前半生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在用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他后半生做的。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前半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辉煌业绩;在后半生,毛泽东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想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误入歧途,遭受严重挫折。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毕生都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完成的,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的,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毫无疑问,完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功绩应归功于毛泽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先提出这一结合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是毛泽东,最终实现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一条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是邓小平。簿一波同志关于邓小平理论“始于毛,成于邓”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以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为界限。第一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成功;第二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历经曲折,最后误入歧途。
第一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艰辛探索,终创伟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其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并在短期内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时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不十分充分,同时,由于是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就难免带有俄国人的味道了,也就是以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被中国人接受。而且俄国是当时实践马克思主义唯一成功的典型,因此长期探索救国道路的中国人开始把俄国当作学习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随后中共又成为由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这样,中共就开始从思想和组织上受制于共产国际。这也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依赖。加之,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将充满坎坷和曲折。
在中共成立后,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着一定的认识,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最大贡献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从小便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胸怀大志,这就使他能有一种为国家探索出路的自觉性;他注重实践,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就使他能透彻的了解中国国情,认识到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选择革命道路;另外,他有一种义无返顾的叛逆精神,敢于创新(毛泽东曾经说过:自己“性不好束缚”[2]),这就使他能不盲目、僵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俄国的逆路;同时他还有一种顽强的斗争意忐,这使他能面对打击而紧坚持己见,从没放弃探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些个人特点使其能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任。
毛泽东是在对各种学说和思潮进行比较和鉴别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难能可贵的是较早的开始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充分认识中国国情为逻辑起点的。正是毛泽东注重实践,重视调查研究的优点使其能对中国社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在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他又不是教条式的照搬,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1926年和1927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构成,以及各阶级特点。其中对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视和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是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一大亮点,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但是由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不高,以及其他领导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共鸣,无法成为党内的主导思想,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中共的年幼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没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