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1-0014-04 建国后，毛泽东极其注重党员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塑造，始终把道德教育贯通、整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去。由此，有西方学者甚至称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为伦理社会主义。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理论，显现出其独到的智慧，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优秀道德品质。 一、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早期文化思考是从近代中国道德秩序崩溃的历史现实出发的。青年毛泽东宣称：中国传统“思想太旧，道德太坏”[1]，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是“天下之恶魔”。进而，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改良与革命之所以未能取得最后胜利，导因于它们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封建伦理制度，甚至还有人提倡这种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学习、研究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认识到，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就必须摒弃腐朽的封建伦理制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重建和道德理想的精神核心，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主义道德去治国。建国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用什么思想来教育和引导中国人民。对此，毛泽东特别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并始终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与之相适应，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完整全面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道德体系，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 所谓“民族的”道德体系，是指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主义道德要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上，就不能超越民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不得不赋予共产主义道德以特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合理内核有着天然的一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在深层文化原理上的内在汇通之外，使得实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可能，并最终奠定了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中国伦理文化中的丰富道德遗产经过毛泽东的继承、改造和升华，已成为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体现了中国伦理群体本位的传统，但却否定了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继承了中国伦理的“惠民”、“仁爱”精神，但却去除了其中“爱有差等”的不良主张；“五爱”道德也广泛地吸纳了“爱民”、“精忠报国”、“勤俭自强”、“公利”等古代伦理中的有益成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见解合乎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学说，更加合理地突出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密切联系群众”的道德见解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并摆脱了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重民观念的桎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德见解则提炼于传统伦理“公戒”的道德教育方法和“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所谓“科学的”道德体系，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封建伦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了悟不重论证，往往用玄之又玄的“天”、“理”去建构和诠释社会道德体系，其中掺杂了诸多迷信因素和逻辑混乱。与此相反，毛泽东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是理论内容的客观真理性和逻辑形式的严密完整性的高度统一。它正确反映了社会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表现着社会道德发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凝聚了古今中外伦理文化的一切精华和正确经验。正因如此，它不但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且引导人们不断向更高的道德境界攀升，使社会日益涌现出共产主义新人。 所谓“大众的”道德体系，是指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内容必须真实地反映和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群众观，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即无产阶级团结人民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德体系，它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在阶级立场上与人民大众实现一致，并以此同“礼不下庶人”的封建伦理鲜明地划清界限。二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语言形式必须大众化。毛泽东反复强调，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要从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出发，努力创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大众。勿庸置疑，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五爱”、“三大作风”、“革命的功利主义”等共产主义道德理论不仅在内容上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而且在形式上做到了通俗性、大众性，起到了满足大众需要和教育大众的作用。 二、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中心环节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要自觉地造就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示范群体，他们身体力行，楷模影响，充分代表和体现社会道德进步的发展方向，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去感召人民大众，带动广大群众搞好道德教育。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先进集体，其党风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整个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和前沿阵地，对社会整体的先导作用和示范效应不容否认。也就是说，“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的顺利进行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对此，早在1942年，他就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党风表现出来的，“只要我们的党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跑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