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主观上的首要条件，就是党的路线必须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成败。这三者之中，思想路线则既是灵魂，又是主导。不首先把思想路线搞正确，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既会由于失却依据而不能产生，又会由于缺乏基础而不能实现。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这，不但在中国的全部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亦无任何成例可援，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独立地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因此，思想路线是否正确，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因此而更加重要。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毛泽东虽然在他的晚年，曾在一些问题上一度偏离了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已提出，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效大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他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从共性与个性、认识与实践、领导与群众三个层面，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什么要实事求是、怎样才能达到实事求是所作的一系列科学论述与实践探寻，却依然以对其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的深入揭示，进一步地发展和再一次地确立了这条思想践线。他也正是由于首先完整、深入地再次确立了这条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一 对于确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所建树的头一大历史功绩，就是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上，反复地、深刻地教育全党：要在中国领导人民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对待别国经验，切实解决好“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956年4月，我国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郑重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深刻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毛泽东首先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相互关系上，来提出和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路线，其根本动因，就是要解决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获得并始终保持科学性质，就是由于它具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品格。它必须及时地从本质上反映、综合现实生活中所发生和发展着的新的具体事物，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可靠的行动指南；而这种反映、综合过程，就其认识论内容来说，又正是由个性（具体实际）到共性（普遍真理），又由共性（普遍真理）到个性（具体实际），彼此循环往复，不断互动、深化的推移上升过程。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之下，切实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研究、把握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具体规律，并由对这些特殊规律的认识中，不断丰富、发展普遍真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才能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历史过程，才能依赖由这个过程所不断开辟的真理之路，而一步步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根本原则的思想路线，它所要解决的，当然首先就是这样一个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1930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时候，所针对的就是那种把马克思当作“先哲”，认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本本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6、111、115-116页。）。1941年，毛泽东更为完整、更加深刻地论证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他所针对的同样是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的这样一种在对待马列主义态度上的“幼稚者的蒙昧”（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大规模的、全面性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毛泽东就鲜明地从“第二次结合”上首先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他所针对的，也还是那种对马列主义“每句话”“都要照搬”，对苏联经验每件事都要照抄，以至走到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的地步，而当“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时候，则又“跟着转”的对苏“迷信”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确定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这种具体的历史的针对性，而是对蕴涵于这种具体针对性之中的思想原则进一步加以提升，明确提出，我们党这条思想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