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57(2002)09-0024-02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出现的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鲁迅。他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曾谋过面（这确实给他们本人和后来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但他们在对当时中国现状的认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幽默与孤独的气质人格，对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农民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封建文化糟粕的疾恶如仇等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本人都曾十分感慨地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周恩来也指出“鲁迅的许多看法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注：陈言力.周恩来与鲁迅[J].杭州大学学报.1985(5).） 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革命目标的最大相通之处 鲁迅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是毛泽东认识鲁迅的出发点，毛泽东遵崇鲁迅，既出于文学上的原因，又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后者是主要的。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他率领中国人民进行着一场艰巨而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自然会首先着眼于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鲁迅投笔伊始，就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毛泽东说：“鲁迅正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为自由而斗争。”（注：毛泽东.论鲁迅[M].毛泽东选集（第4卷）.112.）鲁迅以其不朽的文字和不屈的斗志率领中国的文化新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时代。”（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4卷）.225.）鲁迅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大军中文化的“一翼”，这一翼给予毛泽东所领导军事武装的另一翼以极其有力的配合，形成了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武”两翼的夹击之势。“文”、“武”两翼在对敌斗争中配合如此默契、紧密、及时，这在中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时强调说，认识鲁迅先生，就“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地位”。 毛泽东对鲁迅的有力配合是从内心感激的。他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很大的助力。”（注：毛泽东.论鲁迅[M].毛泽东选集（第4卷）.112.）193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一时受到托派的攻击。鲁迅却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到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他义正辞严地斥责了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的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他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并宣称：“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注：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M].鲁迅全集（第5卷）.322.）鲁迅逝世前不久，向冯雪峰表明过，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注：冯雪峰.回忆鲁迅[M].）鲁迅对毛泽东倾心向往，毛泽东则深知鲁迅那支又活泼、又幽默、又有力的笔所起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和鲁迅虽然进行斗争的方式不一样，一个侧重武器的批判，一个侧重批判武器，但要达到的目的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他们能够在心灵上相感应，视为同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痛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民现状认识的契合 鲁迅少年时代同农民有密切的接触，感情上同农民建立了密切联系。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普通的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开拓。他塑造了阿Q、祥林嫂等一系列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中国农民的形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鲁迅是联系辛亥革命来写农民问题的，他探讨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形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不发动农民，不联合农民，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因而导致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情景。 鲁迅的着眼点首先在农民们“不幸的人生”，并且为了突出封建思想对他们的毒害而着重写了他们的愚昧、麻木和落后，但鲁迅并没有忽视在农民中所蕴藏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性。他生动地反映出只要革命，阿Q这样的农民就会积极参加。愈到后来，鲁迅愈看到了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农民）所蕴藏的革命伟力，他简直是欢呼“地下的火在运行”。 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深知农村的处境。他很早就考虑农民问题。在农村生活期间，农民受苦受难和反抗斗争的事实，“一桩桩、一件件都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通过无数事实的教育，他越来越觉得农民受苦最深，非把农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不可，这种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农民的阶级感情，正是推动毛泽东投身革命的动力。”（注：李铭.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M].）毛泽东是公认的农民问题的专家。1927年他曾徒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对农村的现状和农民运动作出深入考察后指出，中国的男子，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中国的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压迫外，还受夫权的压迫，他说“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选集（第3卷）.118.） 毛泽东把农民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民问题乃革命中心的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发展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以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注：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M].毛泽东选集（第5卷）.118.）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封建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的人物非常熟悉，以及对中国农民封建传统的留意，使他比其他人都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战斗主体，以农村为周围环境的革命战斗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