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02)06-0039-05 毛泽东与邓小平作为我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和开创者，他们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历史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当代的两大伟人，他们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有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它们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它们形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致力于解决不同的时代课题，具有不同的理论特色。因此，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至今方兴未艾。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取得了许多成果。本文试就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研究概况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起始于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概括之后。石仲泉认为：“由于邓小平理论突出的表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是在1993年10月，第一、二卷的再版是在1994年11月，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与毛泽东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比较研究，只能产生在1993年之后。”[1]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把它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它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阐述为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这成为新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契机，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进入了深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论著很多，如龚育之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与邓小平》，廖盖隆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郑谦主编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世诚的《邓小平与毛泽东》，董克勤的《继承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樊瑞平主编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马捷莎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等。相关的论文更多，不胜枚举。 从已有的成果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围绕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与超越，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展开比较。在这一类比较研究中，学者们把眼光主要投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认识以及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失误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类研究成果所占的比重较大，内容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科技、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例如：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比较、关于现代化思想的比较、关于民族理论的比较、关于人民主体思想的比较、关于矛盾思想与系统思维的比较、关于民主思想的比较、关于对外开放观的比较、关于科技思想的比较等。总的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论及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之处，即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继承，但其重心往往都放在二者的差异上，而且其最终落脚点大都放在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纠正上。另一类是围绕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展开比较。学者们主要着眼于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主题的创新，着眼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总的来看，这类研究成果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少，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宏观上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两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比较；二是从微观上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某个专题进行比较。比如，关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比较、关于国情分析思想的比较等。 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并阐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些论断成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观点比较一致。学者主要围绕如何继承与发展展开讨论，阐明各自的观点。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是指马克思主义之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之脉。(2)武劼认为，一脉相承表现为五个统一：哲学基础的统一；政治立场的统一（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基本原理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目标的统一（共产主义）；检验标准的统一（实践）。[3]也有人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思想三者放在一起考察，认为它们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就是坚持那些被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纠正。主要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背离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重新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纠正错误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三是发展。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 当然，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而是已经将研究的范围逐渐拓展到了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及其成员之间。如在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有人不仅对张闻天与毛泽东、刘少奇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对张闻天与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关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张闻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是新时期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的新气象，是今后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有些学者还就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意义、宗旨、原则、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必将推动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第一，关于研究的意义。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的重大意义，学者们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专门撰文进行了阐明。综合起来大致有三点：一是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行毛泽东与邓小平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有利于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二是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具有政治性和理论性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模糊的认识，甚至错误的看法，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统一思想，促进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三是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但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形成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自觉地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有利于从更高的层次上说明事实真相，明辨是非，以理服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