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诉求。对于近代以来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即是否和多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迄今为止对毛泽东的研究，还大多集中在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贡献上，对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和展开，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缺失，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上的重大缺失。因为不揭示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无法揭示现代化在中国发展的曲折道路，甚至无法有力回答毛泽东干革命还行，搞建设就贡献不大、失误很多的观点，回答一段时间以来指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打断了现代化进程的观点。因此，本文拟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展开初步的研究。在展开研究前，要讨论和澄清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什么是现代化；2.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首先，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上，不能狭隘地将其仅仅理解为工业化，理解为单纯经济的增长。众多研究现代化的中外学者已经得出共识，所谓社会的现代化是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等在内的社会整体的变迁和转型。由此进而可知，现代化作为社会整体的转型，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结构必然会给现代化打下深深的烙印，脱离社会属性抽象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以社会属性而论，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存在着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在先，资产阶级充当了现代化运动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并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把现代化运动扩展到全球，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推向了全球；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后，它是后发展国家在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自觉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又能强有力地推进现代化，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众多民族国家的选择。 其次，既然不存在脱离其社会属性而抽象存在的现代化，那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道路，当然也存在着多种模式，不能把有着不同国情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一律塞入英美模式。从现有的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国家所走过的路径来看，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和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特点。有自发的、渐进的变革的方式，也有剧裂的革命方式。例如，在现代化的发源地，英国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取得生产力的突破后，再通过工业化带动了整个社会逐步完成现代化转型；但俄国则是通过十月革命，在上层政治领域内首先发生变革，用政治革命带动经济变革，通过国家力量实现了赶超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与社会主义相竞争，引诱第三世界国家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部分西方学者从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整套的发展模式，把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预设为一条道路、一个过程和一样的结果，并暗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居有优先的地位，政治现代化只有在前者发展之后才能水到渠成。实践证明，西方学者的这套发展理论并不成功，运用这套理论的许多新兴国家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国家均未能实现这些现代化理论家的预言，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进步，反而这些国家的社会更加混乱，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这样的发展理论理所当然已经受到了猛烈批判，但是它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混乱至今并未肃清。本文探讨的轻视甚至否定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的现象即是一例。 在澄清了现代化的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清楚看到，尽管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追求，但这个现代化“化”到一定程度，就“化”不下去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阻碍和限制。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现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通过革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即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以革命的手段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打通了横在中国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壁障，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从总体上基本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无限的前景和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看不到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对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是没有把握革命既是对旧传统的破坏又是对新传统的建构，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的深刻含义；就是没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通过革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把握住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具体而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有如下重大影响： 一、在政治上，以革命手段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建构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形成了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中国近代自身新的生产力因素发育不足，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经济中坚力量，又遭遇外部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无法突破传统的结构，十分需要政治权力即国家作为一个超经济的组织发挥其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管理力量，承担起现代化的启动和推动工作。日本就是通过明治维新建构起新的现代国家体制，形成了领导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力量，主动、迅速而较为彻底地移植了现代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实现了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其成本低下，痛苦微小。与之相比，腐朽的清政府无法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因此，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通过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和殖民压迫，建立独立的国家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但是，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国民革命，虽然推翻了传统的皇权统治，却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现代国家体制。新的中央政府徒具“民国”的形式，实际仍处于帝国主义的影响和控制，国家陷入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社会也陷入了“认同危机”和“权威危机”之中。也就是说，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还没有真正消除，转变中的新障碍又不期而遇。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形成领导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力量，而且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内耗和浪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历史的任务只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才得到解决。中国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干涉，结束了中国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新型人民政权。新政府以人民代表制度为基础，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的主体地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又具有强大的行政功能，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认同程度最高、组织能力最强、行政效率最高的政府，完全形成了有效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力量。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各级政府不仅在处理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高效功能，而且在领导和发展社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短短几年时间内，通过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自主地、主动地学习和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设备，有计划地安排和使用全国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中国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起计划经济的体系，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框架和基础，为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