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5-0025-07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曾经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为敏感和争论不休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天的现实需要继续面对和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考和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探索为我们在新的世纪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1 当共产党人高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大旗，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时候，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共产党人历史行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然尖锐地提了出来。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有明确的回答。 毛泽东的回答是与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伴随的。当毛泽东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确认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时，他对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人们熟知，毛泽东在七大前后论述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提出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得尤为重要。 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在论述五种经济成分的时候，把私人资本主义排在了五种经济成分的第二位，并指出“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同时毛泽东认为，对于资本主义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页。）。随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对私人资本采取利用限制的思想以及全会后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都写了进去。 建国初期，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继续保持着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的思想，这就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仍应采取利用限制的思想。针对1950年春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有人把斗争的主要对象说成是资产阶级，主张挤垮私营资本的观点，毛泽东专门在会议简报上作了批注，指出，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私营工商业中，应限制和排斥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业，而不是正常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于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这充分反映了在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否则，只能是滑向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1948年7月，以新华社信箱名义发表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据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透露，这篇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问答》，是经过毛泽东和当时党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共同修改和审定的，反映了当时党中央集体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五反”运动的开展和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毛泽东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注：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三大改造在后期“过急”、“过粗”、“过快”，仿佛一夜之间就要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后来，毛泽东的态度又有所松动。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谈话，表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87-388页。）。还讲了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订合同，20年不变；华侨投资100年不没收。这些设想虽然可贵，但在当时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更没有在实践中贯彻。此后，由于毛泽东的认识逐渐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便成为实践中的目标了。历史已经说明，这种对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不清醒的认识，正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开对外封闭了20多年的国门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在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大大落后了。于是，一个鲜明的思想油然而生：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他大声疾呼：“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确立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了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和不断引进外资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