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想跳出这个周期律，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对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对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有同样的危险？对此，不少人存在疑虑：人民的江山怎么能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但是，苏联、东欧的巨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已经有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回顾、对比并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上的思考和对策，对于我们深入学习、理解、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认识和克服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 远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周期律”的问题就严肃地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谈话。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跳出周期律”这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课题，恐怕毛泽东到死都在考虑。1949年3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握。在党中央从河北的西柏坡迁往北平之际，毛泽东称为“进城赶考”。他对周恩来等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建国后，他一直在告诫人们，弄不好党和国家要改变颜色。如何避免？从解放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决策和他亲自主持的重大政策制定的实践看，他的主要思路是反右、“保江山”：政权外部，防止“人还在、心不死”的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政权内部，主要是防止和平演变。他熟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国外也有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所以他认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称修正主义，是最大的危险。应对的战略是“狠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具体的实际举措，则是通过不间断地强化思想教育和开展几年一次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镇压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清理党内退化变质分子，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保持共产党永远为人民的本色。 贪官污吏的孳生和经济上腐败的蔓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难逃周期律的主要缘由。毛泽东以反右为主、通过政治运动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办法，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上发生腐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执政前长期军事斗争、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专制统治和原苏联体制的影响，毛泽东最初设想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民起来负责”，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是搭起了一个初步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远远没有落到实处。且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初步建立起来的远不完善的现行体制盲目维护，将一切谈及现行体制弊端的言论，将一切试图纠正现行体制弊端的意见，统统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严厉打击。缺乏民主、对最高领导人权力缺乏制约的体制性弊端，又使得毛泽东个人的错误畅行无阻。滥用经济上的权力搞腐败被抑制住了，但是滥用政治权力却空前肆虐。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直到毛泽东逝世，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不可收拾，其结果是政治上冤假错案遍布中华大地，文化萧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1]，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此，从总的情况看，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最后十几年完全集中在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解决“周期律”问题。 邓小平的认识和实践 邓小平从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当中，从毛泽东的失误当中，也从个人的亲身体验当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远不完善，许多相互关联的具体制度，即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也正是体制的缺陷导致领导人犯错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打折扣。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进行体制改革。对影响中国发展、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主要危险，邓小平与毛泽东作出了相反的判断。邓小平认为，主要的危险来自“左”的干扰，这起码是“文化大革命”中复出以来他的一贯思想，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这一思路。如1987年，他就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2]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这一思路阐述得更为清楚明白。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3] 为什么邓小平将“左”作为主要危险，而不同于毛泽东视“右”为主要危险，这源于两人关于可能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最主要因素判断的不同：毛泽东认为是人员的变质、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变修（和平演变），而邓小平则认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迟缓、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同，邓小平坚决地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4]，为了革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旧体制，他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坚持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甚至对一些看不准的事情，坚持“不争论”，干起来再说。这样，邓小平将思想僵化、固守已为实践证明存在严重缺陷的旧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坚持）、反对和阻碍改革开放（视为“搞资本主义”）的极左思潮，视为主要危险，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