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家审计”还是“政府审计” 国家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社会（民间）审计组织，这是指审计的主体。而作为被审计客体的，可以是政府部门或机构，也可以是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等等。因此，将国家审计与民间审计作为主要的对称，将政府审计与企业审计作为主要的对称，这是比较准确的。作为审计主体而言，应当使用“国家审计”一词，而不宜使用“政府审计”一词。 审计基础理论研究中，讲究基本概念的准确，对于国家审计的若干专业术语或名词，可以而且应当予以规范。但是，只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能为专业术语和名词的必要规范，创造一定的前提条件。 二、当代审计有没有一个什么“审计体系” “审计体系”的说法，不知具体始于何时。这一说法的最基本表述，十分简单：当代审计包括国家审计、社会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审计体系”。但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冷静地思考，究竟有没有一个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民间）审计共同构成的什么“审计体系”，却值得仔细斟酌。 国家审计的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机关，社会（民间）审计的主体是加入某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各自的活动和行为，都有各自不同的法律予以规范。两者的职责和审计范围都各自不相同，怎么能纳入同一个什么“审计体系”呢？ 至于内部审计，其本身就既有不同的主体及各种隶属关系，又有与国家审计、社会（民间）审计不同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更无法与国家审计、社会（民间）审计纳入同一个什么“审计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至今也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将国家审计与民间审计、内部审计归于一个什么“审计体系”。 从“审计体系”这一说法出发，我国审计理论和实务界部分人士，又进一步推衍出关于“体系”内三者“关系”的种种说法，而且持续多年围绕这样一个“伪问题”，始终争论不休，无端地耗费了宝贵的研究资源。 三、某些“审计理论”，能否“覆盖”国家审计 如果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审计体系”，如果我们承认国家审计、社会（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审计；那么，至少可以初步明晰它们三者的理论分野。 毋庸讳言，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某些“审计理论”，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审计理论”，绝大部分实际上是西方的民间审计理论，而不是国家审计理论。 当然不能否认，国家审计与民间审计在实际操作的若干方面，确实有共同点。但是，更不能否认，两者最早产生的时间不同，产生的历史背景也不同；两者存在的基础不同，因而审计的对象等等方面也大大地不相同。 我国有的学者曾经提出，我们所构建的“审计理论”，应当能够覆盖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这种愿望是良好的。遗憾的是，目前的某些“审计理论”，并没有进入这种理论“境界”，并不能达到“覆盖”的目的。 难道说国家审计就不存在自己特有的理论，而必须由民间审计的理论来“覆盖”吗？国家审计的历史，远远地比民间审计的历史悠久。当代国家审计已经成为国家组织的构成因素之一，它不需要建立真正科学的理论，用来正确解释并指导自己日益丰富的实践吗？ 四、国家审计的产生是因为“两权分离”吗 “两权分离”的真正涵义是什么？“两权分离”究竟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国家审计产生的基础是由于“两权分离”吗？经济责任都是由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吗？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不能含糊的，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的症结何在？可能在于理论的命题缺乏缜密的理论思维，也可能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史实证明。 笔者迄今所见，是李凤鸣教授最早力排众议，提出不同看法的。李教授在《审计学》（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一书中写道：“审计是因授权管理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多年来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授权管理”还是“两权分离”，其内涵各不相同。在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决不可含糊其词。笔者期盼审计学界展开学术争鸣。 五、历史上的某些监督和经济监督活动就是国家审计吗 在中国审计史研究中，确实存在一种将国家审计庸俗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衍发的结果，必定为我国“审计重复论”和“审计取消论”提供威力不可低估的重型炮弹。 历史上的某些监督活动就是国家审计吗？ 历史上的财政监督就是国家审计监督吗？ 历史上的一切查账活动都是国家审计吗？ 历史上的行政监察就是国家审计吗？ 历史上的统计活动就是国家审计吗？ 以上种种审计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都需要根据确切的历史事实，一一予以辩析考证，都说明切实弄清国家审计特定的基本内涵、切实加强审计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六、所谓国家审计的“类型”，能否成立 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议会，就是“立法型”吗？很遗憾，这些国家的审计机关并无立法权。称其为“立法型”是否名不副实？ 国家审计机关的名称为某某审计法院，就是“司法型”吗？很遗憾，这些国家的审计机关并不隶属于司法机关，有些反而隶属于议会。 国家审计机关由政府或政府首脑领导，就是“行政型吗”？有的国家的审计机关由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领导，又不能算“行政型”，那究竟是什么“类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