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教条主义是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受到来自教条主义的干扰。从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到1938年9月底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它在中共党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引发了延安整风运动，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中国革命在新时期的胜利前进。 王明回国前，党所领导的革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中华民族遭遇到近百年来最大的亡国危险。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军接连占领了北平、天津、大同、太原、上海、济南和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另一方面，蒋介石政权坚持其剿灭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方针，在日寇全面威胁的情况下，仍然继续部署对我的军事行动。193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10月31日，在其50寿辰之时，颁发对陕北红军总攻击令。他认为“剿共”已达“最后5分钟成功”的阶段。西安事变打乱了蒋军事剿共的部署。但他并未放弃消灭中共及其军队的企图。次年2月5日，他在日记中说明了其对中共的方针：“对内避免内避。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情况表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总的说来，自“一二九”运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一方面绝不能放弃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也要根据主要矛盾转换的新情况，因势利导，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推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遵义会议，党结束了错误路线的指导，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王明回国之前，党根据新形势的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后又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12月，党按照“逼蒋抗日”的方针，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根据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的情况下，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又及时提醒大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11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指出：“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事实说明，在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中国革命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制定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推动了全民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当时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还不高，因此，虽然这一路线已经被制定和通过，但是相当多的同志对这一条路线还不能予以深刻地理解，因而在坚持和贯彻这一路线方面还缺乏坚定性，特别是在遇到披着金字招牌的王明等人的攻击下，他们就容易发生动摇。 正在这时，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等人乘飞机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认为是“喜从天降”。王明回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来“帮助党”的。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谈话，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中共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对他们谈到，可参照西班牙、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果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与中央明显不同的意见：第一，否定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集团，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抬高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第二，提出与中央精神相背的方针政策。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的军队，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第三，批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如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等。 王明的这些意见系统地否定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观点。这些意见大体说来也不完全是王明个人的别出心裁，而是基本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第一，王明并未完全准确地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在为王明回国所作的专门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只有一条，其余各条都是告诫中共要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第二，王明不是认真研究党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批评党的决策的尚方宝剑。第三，王明忘记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行时对他的告诫，其个人不近实际、贪权恋位、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所作所为，更使其主张咄咄副人。王明的这些言行，追根溯源还是那个教条主义。王明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长期呆在莫斯科，前后有10年之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很少下功夫去了解。他不熟悉中国的民众，不熟悉党在实际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不熟悉国民党。他只崇信共产国际，崇信米夫，崇信斯大林，崇信本本。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很熟悉，说起来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但就是不中用，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实践，习惯于教条主义的态度，而缺乏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