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上海为近代中国工商金融的中心，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成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民初上海金融界的重要银行有中国、交通、盐业、中孚4家银行的分行，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家总行。（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第2期，第96-97页。）其中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名鲁，以字行）、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张嘉璈、四行准备库协理钱永铭（前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名辉德，以字行）、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铭、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名景葵，以字行）和协理兼常务董事徐寄庼、四明银行发起人之一虞洽卿（名和德，以字行）、福源钱庄经理秦润卿，加上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企业界代表刘鸿生、荣宗敬等人，均系江浙籍的重要资本家，成为上海金融工商业界的核心人物，亦即学界所谓之“江浙财阀”。（注：“江浙财阀”的说法，初为日本新闻所创的名词。见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相关研究可详见毛知砺《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133-134页；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186-187页；王遂今：《“江浙财团”问题初探》，《浙江学刊》1993年第6期，第71页；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第116页；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22-25。）上海江浙籍金融界人士凭借优势的支配地位，把持并影响上海经济活动，进而操纵全国经济发展。（注：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第113页。）学界受美国学者小科布尔(Parks M.Coble,Jr.)的影响，多认为在宁汉分裂时，江浙财团给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重要的支持。（注：Parks M.Coble,Jr.,op.cit.pp.261,264.）然相关问题似仍需进一步的厘清。 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反共势力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一直是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究竟双方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北伐时期何以上海的金融界会支持蒋介石？他们是如何支持的？蒋介石又是如何处理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的？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主要运用台北“国史馆”典藏“蒋介石总统档案”中《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和《筹笔》两部分，以其中丰富的电文和报告，配合已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探讨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展开第一期北伐后，从湘鄂闽赣浙，于1927年进展到沪宁地区，经宁汉分裂，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 二、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与革命势力的联络 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有上海总商会组织，由傅筱庵领导，支持孙传芳。1926年开始北伐后，蒋介石即派江苏省特务委员会特务委员钮永建与上海金融界保持密切联系。（注：凌宇：《江浙财团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7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蒋介石早年曾在上海参与孙中山和虞洽卿所倡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和戴传贤、张人杰、陈果夫（名祖涛，以字行）、周佩箴、周骏彦、王震等人共事。这一段经历，构成了蒋氏和上海江浙金融界关系的渊源。（注：蒋介石1918年至1923年间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密切的关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是虞洽卿，周佩箴为常务理事，蒋的同乡周骏彦为监察人，陈果夫为蒋的经纪人。见杨天石《蒋介石先生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台北）《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10月；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0-153页；Parks M.Coble,Jr.,op.cit.p.29.） 国民革命军北伐，气势如虹，对全国人心，尤其对政治动向观察敏锐的南北银行界造成极大震憾。上海银行界和国民政府互动频繁。兹将沪上金融界和蒋介石间建立关系或对其支持的情形分述如下： （一）北伐军兴后，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以广东同乡关系，藉探亲之名，专程亲往广东视察，认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促成副总裁张嘉璈在上海成立驻沪办公处，以上海为据点，联络各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代理经理贝祖诒则在广州负责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及孔祥熙联络。（注：谟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第95页。）随后宋子文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注：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1)，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实有互动之意。 张嘉璈在北京任职时，结识蒋介石挚友黄郛和张群。（注：洪葭管：《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1926年6月张氏移驻上海办公，蒋介石亦于此时进驻南昌，张氏即透过黄郛，密电南昌支行汇济30万元至赣州，以备北伐军兑现之用。1927年1月复密电南昌中国银行拨款20万元交予总司令部。当黄郛自天津南下时，张嘉璈指示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托黄郛携密函令汉口分行代理经理汪翊唐，俊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惟在武汉时，总司令部并未向当地中行借款。（注：因总司令部后来不设武汉而设于南昌，该款未在汉口支用。《张公权年谱初稿》上册，第72-74页；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