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作为中央政治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可是这个特委会只存在了3个多月，12月28日便由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签发呈文宣布结束。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成立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取代特委会。那么，为什么要成立特委会？在其存在的3个多月里做了哪些事？又为什么那么快就结束了？其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特委会是国民党右派集团宁、汉、沪三方在“清党反共”的共同立场上成立，而又互相矛盾斗争的产物。 早在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林森、居正、邹鲁、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邵元冲、沈定一、茅祖叔、傅汝霖、谢持、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开除党内共产党籍中委，指责苏联顾问鲍罗廷专权”（注：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麟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并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孙中山指示成立的政治委员会。他们即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他们还在北京南花园设立中央党部，以后迁至上海，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被称为“沪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破坏革命的举动受到广大国民党党员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认定西山会议的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会议宣布将谢持、邹鲁2人“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叔、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予以“警告”，以观后效；戴季陶由于“始终并未与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349页。）。后侯绍裘等又提议，将居正、石青阳等“与（予）以除名处分”（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2-413页。）。1927年6月10日，由蒋介石操纵控制的南京国民党中执委开会决议，恢复张继、谢持、林森等9人的国民党党籍。从此，他们即与蒋介石集团结合一起。 西山会议以后，蒋介石也很快沦落为国民党新右派，在1926年春，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藉以打击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迫使他们退出国民党中央机关，而他自己却青云直上，被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监、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部长、北伐军总司令，并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建立非法的国民政府，实行“清党”，屠戮共产党人。说什么“南京为总理（孙中山）亲自指定的都城，在历史上亦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而屡次建立的都城”（注：《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一号，1927年5月1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就是为了“实现总理建都南京的政策”，“凡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真正的总理信徒，便要努力来实现总理建都南京的政策”（注：《申报》，1927年5月21日。）。于是，在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一个“宁方”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汉方”。 “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4月15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将蒋介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还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但是不久，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动摇。在7月14日晚上秘密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策划“分共”，次日召开国民党中执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宁、汉、沪三方都站到了清党反共的同一个立场上。 随着汪精卫的右转，国民党右派各方都呼吁宁、汉、沪三方合作，其中沪方的西山会议派更为积极，希望通过三方合作，能在国民党内也取得一席之地。可汪精卫一直以“中央”自居，根本看不上西山会议派，表示只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其机关组织。同时汪精卫对蒋介石也表示十分不满，指责蒋“个人独裁”，“使国人知有蒋中正，不知有党。此实为党所不容”（注：《国闻周报》第四卷第31期。），以致宁、汉、沪三方的合作迟迟不能实现。8月12日，在汪精卫和南京国民政府中李宗仁等人催逼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辞职。而蒋介石的辞职，一则使汪精卫消除了一个与其争夺中央领导地位的劲敌；同时，也使桂系军人们失去了政治灵魂，不得不依藉汪精卫，积极提议宁、汉合流。汪精卫立即表示赞同，并在8月19日召开中执委扩大会议，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提议李宗仁等一起赴庐山商谈合作事宜。庐山会谈后，谭延闿、孙科又随李宗仁赴宁具体协商合作事宜，至9月5日已大致谈妥。汪精卫便与顾孟余、徐谦、陈公博等武汉中委们赴宁，13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即告停止办公，初步实现了宁、汉合流。 宁、汉虽已合流，可宁、汉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以致汪精卫抵宁之时，南京城里“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注：《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522页。）。这使汪精卫深感自己难以驾驭南京政府，非将随蒋辞职赴沪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请回不可。8月7日遂派谭延闿、孙科等赴沪劝驾。9日汪精卫又亲赴上海劝驾，并与在沪的执监委员们交换意见。可胡汉民、吴稚晖拒不接待。蔡元培、李石曾、张继虽已接待，而意见完全相左。特别是沪方的西山会议派，对汪尤为不满。由于在宁、汉合流时汪精卫完全排斥了西山会议派，所以早在8月21日张继就指责汪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必须暂避要路”（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大事记》第1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9页。），这时更高弹要汪下野的调子，使汪十分尴尬。面对沪、宁两方的共同反对，汪精卫提议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讨论党内统一和重组政府的问题。而沪方西山会议派大都已被排斥在国民党二大以外，自然反对汪精卫的这一动议，主张在上海召开一个由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共商统一党务及宁、汉政府合作改组办法，得到宁、汉两方的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