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近两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不管是从政治、经济、社会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都集中表现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思潮的发展史。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并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这两大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张“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甚至可以有相互会通之处”（注：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具体到中国来说，则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鉴于以往论者着重强调和挖掘二者矛盾的偏向，近年来，一些学者“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在重新构建史实的过程中发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着二重性：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注：陆剑杰：《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者还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左倾”即社会主义倾向（注：参见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收入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不过，对于二者疏离、对话、冲突和互动的过程，还需要分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进一步构建。本文拟从追溯二者的历史渊源及分析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以自由知识分子主持的《独立评论》上所刊文章为中心，来探讨30年代自由主义者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 一 我们与你们：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对于五四前后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注：参见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等论文。）。但是对于二者关系的演进变化，似乎仍嫌不够。下面主要通过对当时“文本”中“我们”与“你们”话语的解读，来观照一下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疏离过程。 胡适晚年曾说，“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无论怎样，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注：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9-225页。）。胡适说这话时的心态和语境都变化了，回头看过去的事情，好像很清晰。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在相当时期内并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 经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及《每周评论》被查事件后，1919年12月《新青年》同人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其中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虽说这个宣言是由陈独秀起草的，但也明显地包含了胡适的思想。这是《新青年》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表“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同属于这个《宣言》中的“我们”。不过，“我们”用这种“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的“公同意见”的形式来昭示世人，也暗示着“我们”已经出现了重大分歧，事实上此举正是在思想上寻求重新聚合的一种努力（注：陈独秀：《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第1-4页。）。 这种努力虽然没有改变各自思想的趋向，但是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是有一定成效的。比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后，一再向胡适等人“约稿”、“催稿”，直到1920年12月还提出，《新青年》的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注：参见陈独秀致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信（收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50-305页）。）。就李大钊来说，则没有再对胡适强调的“研究问题”进行反驳，并于1920年8月1日同胡适等人联名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注：这一宣言虽由胡适领衔发表，却是由李大钊等人起草的，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411页。），声明：“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注：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在对“实际的政治”、“争自由”的问题上，“我们”还是统一的、整体的。1921年初，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注：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9页。）这里，胡适明确地把梁启超等《改造》同人划作“他们”，而把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这表明相对于其他思想派别，“我们”还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