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历史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鹏森(1958-),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原文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文革”以浓缩的形式把中国的旧体制推向极端,由此,中国不仅找到了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由于改革开放提前了十多年,产生了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使中国改革获得了难得的国际环境,并在此期间奠定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中国在后来的苏东剧变中能够有效地抵御“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文革”使中国的改革在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一代人手中提前发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改革开放的阻力和压力;“文革”还彻底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权威,为中国真正走向现代民主与法治奠定了社会基础;“文革”中社会不同阶层的大分化、大融合,为中国的新生代全面认识中国的国情,形成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客观上起到了好的作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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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2)03-0431-05

      在当代中国史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经济上,国民收入损失约为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文化上,科教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大批遭受迫害,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权被严重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失范和无序状态,陷入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它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信,以及对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都具有极其恶劣的影响。

      放眼世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东亚经济崛起腾飞之时。“文革”前与中国大陆基本还处于同一水平线,经济基础甚至比中国大陆还要落后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正是在此时开始了经济起飞,成为东亚“四小龙”。日本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了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计划,造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为中断,痛失了大好发展机遇。

      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放到当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把它作为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链条来看待,乃至把它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审视,又会发现,“文革”这一历史事件除了其直接消极后果之外,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客观上还发挥着一种独特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文革”在带给中国人民痛苦和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教训和智慧。

      一、“文革”把我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以浓缩的形式推向极端,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旧模式、旧体制的衰落解体,使中国提前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国内环境。并由于这10年的物质与信心的积累,使中国有效地抵御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旋风。

      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百年战乱和多种发展道路的试验与比较,在20世纪中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在我国面临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国际环境中,对我国迅速恢复经济,克服分散主义,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和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先天性的弊端。特别是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严重束缚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社会管理成本的无限放大,不仅造成效率低下,而且助长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这种高度“计划性”和指令性体制,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变成一种主观的历史“制造”过程。

      旧体制的弊端应该说早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有所暴露,它是这种体制本身先天具备的。自1956年以来,党内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文革”使这种探索中的错误倾向最终完全占居了主导地位,使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情演出,最后终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至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了。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所说,文革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1](P479)

      由于“文革”以极端的形式使中国旧的体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而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文革”对旧体制弊端的认识比较深刻,使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在50-70年代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把改革看作“第二次革命”,从改革一开始就努力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中国改革虽然是走一条渐进式道路,但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最终成功的首要原因。“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开始重新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意志坚决冲破各种障碍,把中国的改革引向一条全新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发展道路,这是“文革”以后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大补偿。诚如小平同志所说:“善于总结‘文革’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革’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文革”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把中国旧体制的弊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促使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下决心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导致中国的改革提前了10年时间,这是关键的10年,它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了特殊的“历史时间效应”。

      按照制度的生命周期理论,一种社会制度或体制在其生命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它所固有的弊端是不会被人们所认识的,也不会被人们所抛弃或被新的制度与体制所取代。苏联体制历经70余年才轰然倒塌,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比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时间晚了30年,但中国对这种体制弊端的认识却比苏联深刻,不能不说是源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当然还有“大跃进”)。正是“文革”把旧体制的种种弊端以浓缩的方式推向极端,在文革中全面地、集中地暴露出来,深刻地震撼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促使人们警醒和深刻的反思。这使中国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提前10年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误区。这10年时间所形成的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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