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从1972年算起，到今年正好30周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现在也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日本、美国、欧洲各国都有很好的研究，各有优长，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本文主要就中国大陆，特别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民国史研究的简要情况，做一个汇报，同时提出几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一、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30年前，当时所谓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对象是晚清时期，顶多延及五四运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晚清时期固然还审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研究，骎骎然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了。鸦片战争中的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洋务运动的研究、义和团历史的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其高潮已然过去，有众多学者参与的那种研究状况，似乎不再能掀起。200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100周年，辛亥革命90周年。2001年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规模不小但内容并不充实的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在济南召开过纪念义和团10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在武汉召开过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但似乎都没有取得较之其旺盛期更具突破性的学术成就。与此相反，民国史研究则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南京就先后举办过4次有关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所今年8月还要在澳门召开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民国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都开展得很活泼，各种论著层出不穷。民国历史成为海峡两岸学者进行学术对话的重要内容。由于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不管是藏在南京的，藏在台北的，包括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档案，和台湾“国史馆”典藏的蒋介石档案，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开放，中国学者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也寻访到许多档案资料，因此，民国史的论著都显得相对比较充实。民国史研究的这种繁荣趋势，大体上是从1972年开始的，1978年后就逐渐走向繁荣了。 早在1956年，国家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研究民国历史的任务就已经提了出来。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近代史学科虽然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则刚刚开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1961年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方才较多地开展起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说，涉及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还难以提上日程。第二，新中国刚建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它的发生、发展，低潮高潮，挫折与进步，学术界努力甚多；对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具有支配作用。不用说民国史，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不大可能作深入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如美国、日本、苏联等，那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即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第三，从政治上说，民国时期相去未久，许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尚健在于台湾，海峡两岸政治上的敌对情绪难以平息。而且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残存势力还在以台湾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作困兽斗，对这种残存势力的国际支持还严重存在。两岸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仍然存在。对民国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陷于茫无头绪的时候，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国务院抓了1971年的国家出版计划的讨论，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支持，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工作，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1972年7月，近代史研究所从位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在李新同志的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积极筹备，网罗人才，在1972年秋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研究单位，在当时史学界尚未复苏的情形下，在中国史学界率先开始了有组织的民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自此起步。 民国史研究组当时商定，组织所内外研究人员从事民国史研究工作，计划编写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传、民国专题史料，在民国史研究的资料准备差不多以后，再来编撰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著作。那时候，研究工作刚起步，有一定经验和学识的研究人员不多，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也没有。当时，民国史研究组与中华书局商定，民国人物传、民国大事记、民国专题史料陆续在中华书局出版。为了谨慎起见，出版用的是16开本的白皮书，内部出版形式，对外不发行，仅在学术界内部交流。“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得以全面恢复。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史学发展的需要，扩大了学科设置，重新组建了研究机构，增设了经济史、文化史研究室，民国史组改制为民国史研究室。截至80年代末，仅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6开，白皮书）名义出版的大事记有25辑，人物传记23辑，民国史资料特刊、增刊、专题资料、电稿共29种36册，译稿19种43册。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近代史研究所开展民国史研究是有勇气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学中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而且预示着一种新的学风在开始形成。民国史研究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开始了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进程。这一点对于“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在学科建设上有着正面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回顾民国史研究30年时必须指出的。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1卷公开出版，接着，第2卷在1980年正式出版。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1编也公开出版。这标志着民国史研究的招牌对国内外正式亮相，也标示着民国史学科的初步建立。1980年，我们开展民国史研究的消息传到台湾，曾经引起台湾政学各界的震动。台湾学术界的朋友纷纷发表谈话，什么“诡计”、“阴谋”、“幻术”、“威胁”、“先声夺人”等等议论，不一而足；也有说我们设置民国史研究室是“设官修史”，企图否定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存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先生甚至提出“制敌机先”的口号，形势一时很紧张。1982年初，当时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先生曾就台湾学术界朋友们的疑惑，在《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组织专门研究机构，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纯粹是历史学者的行为，是学术行为，力图释疑解惑，并倡议两岸历史学家共同推进民国史的研究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