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全盘西化”论的关系，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许多学术界人士不再把胡适看 作“全盘西化”的代表（注：参见徐高阮：《胡适之与“全盘西化”》，载〔台北〕《文星》9卷4期，1962年1月23日。），进入90年代，大陆的多数学者也不再认定“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为胡适（注：参见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他们的论证也颇多真知灼见，但在笔者看来，仍有不少可以商酌、完善之处，特别是过分纠缠于胡适“是”与“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之上，不免笼统、简单化。 一、“态度”问题与现代中国思想 要关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就必须关注思想界精英们的思想状况，而彼时思想界精英的“态度”，大多不是统一，而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主要表现在他们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所持的观点并非是其学术观点的延伸，而更多的是有悖于其学术态度的。现实态度上多表现为激进、情绪化，而在学术研究上则是温和又富于理性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张力，正构筑了现代中国精英思想史的完整图景。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主义，主要就是一种现实态度的表现，这一点胡适曾作过解释。他说：“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注：见《我的歧路》，载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而同样的意思陈独秀说得更加明白，他指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232－233页。）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中复古潮流充斥状况的不满，陈独秀才以“吾人之最后觉悟之觉悟”为目标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一场有政治背景的运动也不算过分。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陈独秀、胡适等人集中火力攻击以孔儒为代表的传统，他们内在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还不是很明显，到“五四”过后，特别是20-30年代，这一分裂便逐渐加剧，并不时凸显出来。胡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之间的紧张，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位与解释，诸如“评判的态度”，以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真言，就是想扭转运动中现实态度的过于凸显以致抑制了学术态度的张扬的状况。 实际上，“五四”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在新文化运动诸健将中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思想激进的陈独秀在30年代中期被捕入狱后撰写的文章，表面上看也已经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立场上后撤了。比如他在论述孔儒的价值时，便大胆地列举出两条“历史的价值”加以肯定，这与他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孔儒历史价值问题上的闪烁其辞显然有所不同。但如果进一步考证陈独秀的立场，也不难发现，他的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上的一致性依然存在。这就是说，他虽然肯定孔儒的历史价值，但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相比所处的优先地位并没有改变，孔儒不过是历史的“名产”，却不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注：《孔子与中国》，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24-534页。）。这一点在他晚年的另一篇论文《老子考略》中亦有体现。胡适在“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是向学术上回归。1923年，他与人办起《国学季刊》，要切实地行动，去“整理国故”了。不过“整理国故”的宗旨，在他那里也有着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声称要“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却想借“整理国故”以“打鬼”“捉妖”（注：见《整理国故与“打鬼”》，载《胡适文存三卷》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可见，在他的学术态度中也渗透有现实态度的成分。但二者之间毕竟是不同层面的。现在反对把胡适列在“全盘西化”论之中的学者所引用的论据之一，如《说儒》以及《先秦名学史·序》等，其实都是属于学术态度一类。在这类文章中，胡适基本是以历史的价值作为衡量旧有理论的标准，所以叙述分析往往显得客观平和，没有多少激进色彩，更没有剑拔弩张可言。但这仅仅是胡适思想的一个面相。随着20-30年代以检省五四偏激为目的的文化保守思潮的勃兴，特别是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注：《胡适的自传》，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49页。）的胡适自身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以后，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便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的分裂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20年代是胡适一生中参与社会政治最积极、热情最高的时期，也是他批评政府最厉害的阶段。有学者注意到，就在他积极议政的时候，对学术的追求反而有谋求纯而又纯的倾向（注：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过后学术价值的追索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大趋势。美国学者史华慈就认为五四的后果之一，是“新传统主义”的出现，他把它定位成“文化民族主义”（注：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梁漱溟的“新儒家”以及梁启超的“东方文化派”，已经绝然不同于晚清“国粹派”，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省，也都是在承认其“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批饱学之士的汇聚以及渐成气候，更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学术价值的重新认定，影响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价值取向。在思想家鲁迅看来，激进如钱玄同、刘半农者，都从思想前沿退步了（注：参见如《趋时与复古》及《忆刘半农君》，载《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卷第593-595页，第6卷第74-77页。）。而实际上无论从学者本身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及其学术要求的自然发展，还是从年龄上（他们都在步入中年）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中书生气十足的一批，的确也到了确立自身学术地位，生产学术成果的时期。因此，他们想在学术上做点“实事”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