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陈独秀的思想来源与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K256,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4-0114-05

      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他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处在时代的潮头，他本可以走“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却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然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问题是如何才能求得对“合理性”的合理解读。本文将着重探讨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来源及其对文化观念的选择。

      一、青少年陈独秀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1]这是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在为盛宣怀作传时确立的一个视点，它说明了人的生活舞台（时势）对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本文亦以此作为考察陈独秀早年心路历程的切入点。

      在时间上，至1879年陈独秀出生，洋务运动进行了近20年。其间，“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2]陈独秀的青少年期是19世纪的最后20年。其间，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相继爆发。中法战争对那时仅五六岁的陈独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则不然，因蕞尔小国日本大胜我泱泱中华帝国，梁启超称其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且讲求新法杂然矣”[3]。是年陈独秀15岁，在大哥的严督之下，学作八股文、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道：“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4]陈氏可算是“中等社会”里一个“稍有知识者”，对甲午一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以推论，甲午一役是陈氏平生首次感受到国耻的刺激。此后，历史便进入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而陈独秀正面临着做“康党”还是“举人”的重大抉择。

      空间上，在中国的文化图谱上沿海与内地自16世纪就开始出现反差。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5]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绝大多数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区，如容闳、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伍廷芳等，他们均未执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陈独秀的家乡地处长江下游，大致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区。安庆不仅是太平军活动的“老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安庆，同年秋冬之交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军火试验厂，次年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一艘小火轮在波浪翻滚的安庆江面试航成功[6]。在陈独秀看来，与邻省的南京相比，安庆不过是“山城小市”，但安庆毕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捷，信息较内地城市要畅通得多。安庆人对“西方的冲击”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而此间正是陈独秀开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时。

      二、从《扬子江形势论略》看《时务报》对陈独秀的影响

      《扬子江形势论略》（简称《论略》）是1897年底陈独秀撰写并印发的文章，也是迄今所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作品。18岁的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谈论变法救亡，而是专注于长江筹防，俨然一位胸怀韬略又富有实战经验的大将军。他在《论略》结尾处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7]

      这段文字的确令人称奇，因为他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列强的对华政策竟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文中他对长江流域地理与军事的谙熟程度。只有7000余字的《论略》却能“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8]。18岁的陈独秀最远也只到过一次南京，且先前未上过新式学堂，能作如此鸿文，的确使人感到“惊异”。“惊异”使人生疑。《论略》中的材料到底从何处获得的呢？作者并没有像今人写论文那样提供确切的出处，只是含糊地讲了一句“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也只字未提早年的这一杰作。这样“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就成了“破译”该案的重要线索。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1897年夏天赴南京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对那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9]陈独秀在回忆这一幕时几乎有种刻骨铭心的感觉。陈独秀的这段自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他已经是《时务报》的读者，正是因为先前阅读《时务报》，才使他在那“一两个钟头”里“改宗”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问题是他是怎样读到《时务报》的，《时务报》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