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道德命题在革命中的位置 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个看似与本题无关但却不可或缺的结论。因为这是笔者立论的基本前提：作为打过硬仗的“五四”阵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思想“独联体”。在名目繁多的思想割据中有两个思想较为明晰的思想板块，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五四精神”在学术界依然歧义的原因。从胡适将“五四运动”说成是对“整个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位执着的思想解放守成者（注：胡适：《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在胡适看来，这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偏离了原旨。同是当事人的毛泽东之论断在大陆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北京〕《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日。）革命的逸出使“五四”多了一层意念，历史的“安排”也使我们只好历史地将这一精神事件分成真正的启蒙与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因此，本文所说的启蒙属于立足政治层面的“直接”式启蒙，与立足于文化层面的“间接”式启蒙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里，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在历史学家所谓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思想机制中，层出不穷的“新道德”为革命的循环与升级补充了足够的营养。 “革命”：来自道德理想“彼岸”的致命诱惑（上） 此岸，一个恶贯满盈的不可爱现实世界；彼岸，一个善意纷飞的理想国度。在中外古今的革命志士那里，带着憧憬、幻想，围绕从此岸走向彼岸进行设计一直是激荡于胸的主旋律。而正是在这样救星般为他人的“设计”中，道德成了“成人之美”的得力中介。可又有谁会想到，看似将人们带向理想国度的美丽天使竟在无情的历史演绎中充当了恶之花？18世纪的法国就有过这样惨痛的一幕，而20世纪的中国也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那惊魂未定的一页。 血雨腥风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国人以“代价”的启迪。相反，以《新青年》为大纛揭橥的“五四”却变本加厉地在革命那伤痕累累的伤口上挑“不彻底”的刺儿。陈独秀这位从革命丛林走出的老革命党人在文化的义旗下沉痛忏悔道：“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三次革命虽然流了血，但是还是流得不“充分”。若要将革命更进一步深入，伦理道德的“换血”举足轻重”（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回眸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旧道德激战，先驱们有着共同的孔教革命之思想平台。而且，他们也都是看透了千年中国特有的伦理道德与政治体制的暧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革命逻辑就不是单纯的“以暴易暴”，同步的还有“以德易德”。在与旧的不道德不理想帝国告别之际，一个新的道德理想共和国已为先驱所沉醉。于是，“以仁易暴”的舆论也纷纷登场。世纪初年，邹容的《革命军》在“去腐败而存良善”、“有野蛮而进文明”的道德理路下不胫而走；陈天华的《猛回头》也是在卢梭那理想国的设计中石破天惊；辛亥革命的理论家也并不例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伴随着“冲决网罗”的道德砥砺，革命家的理论也别出心裁：他们不曾考虑怎样以少的代价获取大的进步，而认为代价与进步之间无条件地成正比。在他们心灵深处，“等价”换取构成了革命的内在逻辑。“五四”之前，这种以血洗污、购取进步的典型当推“为民变法，必先流血”的谭嗣同（注：《清国殉难六士传》，《知新报》第75册。）。这位热血汉子的殉道逻辑即是以血换得民族的生存。而当辛亥无量鲜血“购得伪共和”的代价已经成为事实后，激进的先驱们不但没有半点为自己“议价”的意思，反而仍在自我“代价”付出上再加一码——这是“货物买卖”式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注：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这种“漫天要价”其实是对自我的“漫天加价”，其结果必然是在“舍得一身剐”的口号下连自由的依托都一同埋没与葬送。 从《新青年》主编那文乎其文、诗意浪漫的个性、自由等充满奶油味道的字眼中我们也不难咀嚼到其中潜在的“血雨腥风”。这是一块散发着奶酪香味的夹心“三明治”：“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悻致。”（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这就是幸福的来源之所在，为此我们看到的文化运动的“思想界明星”又是一个尚武意识十足的铁血之战的推崇者：“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注：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光荣革命”与温和的“忠告”都不在“话下”。只是在铁血与自由之间，陈独秀几乎划了一个等号。带着这种启蒙视角所启蒙起来的国民不可能不是一个混沌的群体。恰恰是在这方面，李大钊以及后起之秀毛泽东比陈独秀发挥得更充分。当李大钊的“调和”法则失效与毛泽东的温和之“无血革命”不达之际（注：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他们都在尚武而不“弃文”的政治启蒙中走向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