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4-0041-09 自1946年1月国共签署停战令至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这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进行协商谈判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共当时的有关文件曾称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关于这段历史，过去研究不多，随着近年来历史档案的公布和研究成果的丰富，使我们有条件对这段历史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方针政策之比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也是国共双方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重点。 抗战胜利后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始于重庆谈判。关于重庆谈判，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多数强调的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而对中共中央的和平愿望及所作的努力，则反映不够。应该指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共中央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共“七大”路线的继续。当时毛泽东总结“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蒋介石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洗脸”而不是“杀头”。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七大”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他预言：“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为了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设想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所以，当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中共中央很快就拿出了完整的11条谈判意见，出乎国民党方面意料之外。如果没有长期的考虑，没有成熟的方针路线，中共中央就不可能在重庆谈判中把握主动。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和平抱着真诚的愿望。毛泽东在8月27日赴重庆前给各地负责人的电报中说：“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9月2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我们真愿和平。”[1]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它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10月12日给各解放区的指示所说：“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对前途相当乐观。他对胡乔木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2] 蒋介石的心里是另一套打算。他以中国的合法领袖自居，妄图兼并解放区和中共军队，实现其“军令政令统一”的目标。在与毛泽东首次会见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3]他借口“军队国家化”，要中共交出军队，与国民党军实行统编，并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他还命令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强行通过解放区，接收山东、华北原日伪军占领区，进而接收东北。然而，国民党军的进犯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蒋介石暂时不敢轻举妄动。11月16日他在重庆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决定调整部署，“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先安关内，后图关外”[4]。 当时国内国际的大气候，也不允许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在1946年2月14日的内部讲话中承认：“现在抗战结束，大家都希望能过一种比较安定的生活，而厌倦战争。……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勘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了。”[4](P,241)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要求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促成中国之统一。他虽然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但“不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美国不打算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一立场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欢迎，对国民党却是沉重打击。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下，蒋介石只能选择停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上述事实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积极推动和平民主建国进程，无论对内对外，都显示出和平的诚意。而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和平，内心坚决不肯承认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并在接收过程中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在解放区军民的坚决抵抗下，在国内国际和平浪潮的压力下，他才被迫停战。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共双方的立场并未改变，斗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二一指示”与调处整军 经过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发布停战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表述。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国内强烈的和平呼声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承诺遵守“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1月31日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确定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法的原则下，实施政治、军事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内民主力量争取和平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