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3-0098-06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一定范围的实践，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波折。这次运动已成为历史，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汲取。本文试图对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原则下作全面、科学的评析。 一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经过进一步调整，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随着国内政策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当时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以及与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1962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9月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反复地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到许多地方了解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只有湖南省委王延春同志、河北省委刘子厚同志，分别在长沙、邯郸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推动下，全国各省市都先后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分析阶级斗争状况，研究和布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3年2月11-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重点介绍了河北省保定地区搞“四清”的经验和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河北省的经验是指保定地委在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先是“克服了自发单干风”，继而于1963年2月中旬开展了“普遍进行清账、清库、清工、清财”的“四清”工作。“四清”在检查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挪用公款、多吃多占以及贪污盗窃行为，整顿干部作风，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方针上有积极意义，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湖南省的经验是指省委在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纠正“单干风”上，继而把“单干风”与“牛鬼蛇神”紧紧相连，于1962年12月起重点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2]毛泽东认为，“湖南报告很好”，要会议参加者研究。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农村大规模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这样，从1963年冬开始，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就在各省的部分县社开展起来。1964年秋，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关于“四清”的讲话中说，现在的“四清”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清经济，还有清政治的问题。1965年1月在中央颁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正式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了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二十三条”颁布后，各地根据文件精神，总结了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作了布置，运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部分城乡继续开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二 就当时实际情况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之前，在城乡的一些基层单位确实存在着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账目不清、财物不清、仓库不清等问题。在干部作风方面，有些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在组织建设方面，由于审查不严，有的组织混进个别坏人。诸如此类问题不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但在当时按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却一概视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运动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明确目的。毛泽东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子。1963年5月2-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5月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对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了规定。“前十条”对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随着社教运动规模的扩大，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国际共运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也使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社教运动看做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防止“和平演变”，防止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日益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关注的重点。1964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来布置工作。于是，在9月间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案）。“后十条”修正案对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3]这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这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后十条”修正案的下发以及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发展。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月14日制定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纠正了运动中某些做法上的“左”的倾向，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等更“左”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