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4-0064-04 “三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彪炳史册的反腐败运动。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运动，主要在于他意识到当时中国的腐败频度已经相当高了。本文考察的是这一时期腐败的高频势态及其发生的原因。 腐败的高频状态 如何克服执政状态下的腐败现象，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有些民主人士担心中国共产党跳不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毛泽东、刘少奇清醒地意料到执政后将要生成的腐败高频势态。果然，中国共产党进城刚两年，就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页。）195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查处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第二天，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1951年12月“4日晨”，中共北京市委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了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毛泽东当天“二十时”审阅了该报告并批转至县团级。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此重视该报告，是因为该报告显示出的腐败频度已相当高了。 中央机关的情况如何呢？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主任薄一波代表中节委在中央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所作的《为了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3页。）贪污、浪费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和各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整天高高在上。10天后，即1月19日，根据中央各机关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其中贪污在1亿元（注：这里的“亿”是旧币，1955年3月1日后，使用新版人民币，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下同。）到10亿元的有18人，1千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130人，1百万元左右的占80.5%。因贪污浪费等原因被撤职的50人，被逮捕的8人（注：孙慧荣：《打虎的特殊战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3页。）。又过10天，到1月29日，从中央各机关抓获大贪污犯161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202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400到450人。即使不将中小贪污统计在内，单单中央机关大贪污分子贪污的款项，至少要达到1千亿元左右。1千亿元有多大价值呢？薄一波在1952年2月1日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算了一笔帐，也就是按照目前国际流行的平价购买力方法计算了当时的腐败频度。他说，1千亿元“可以买一亿斤粮食，可以买八百万元白洋，可以买十万两黄金，可以供给二十八万人吃一年，可以买三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六十六架战斗机，可以买十万担棉花，可以买三十四万五千疋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注：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2月1日），《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4页。） 各地方的贪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刘澜涛在华化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说：华北区于1952年2月1-10日处于“三反”运动的第一战役阶段，到12月5日，短短几天里，“察哈尔省南专区一级查获大贪污犯七十个，阳原一县即查获二十八个（内有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六个）。平原省武涉县查获二十七个。”（注：刘澜涛：《在在华北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的报告（摘要）》，（新华社北京1952年2月7日讯），1952年2月号，第16页。）1952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指出：“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四千八百一十六人，贪污现款三百二十三亿元，粮食四千万斤。”饶漱石在1951年12月17日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三反”动员报告中说：“到1月23日，华东一级机关已坦白有贪污行为的人数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三人。我们可以看到：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猛烈地侵蚀着革命队伍，并且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人民政府机关和企业机关里面，甚至在个别地方侵入了战斗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里面来”。他还讲到，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1月11日为止，华东一级司法监察机关所直接处理的贪污案件中，即达179件，贪污总数达人民币288亿元。又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处理贪污案件的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多达人民币1242亿元。1951年12月22日，罗瑞卿在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在公安系统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许多地方的材料来看，贪污腐化、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斗争，必须发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扫除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残余。”（注：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195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其他中央局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西北局于1951年12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认为，干部腐化贪污的现象极为严重。1951年8月31日，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这些贪污分子中，严重者已深堕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注：高岗：《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八月三十一日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东北日报》，1951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