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2)03-0028-04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谓成果显著，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其中几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如“农村割据”、“军事大本营”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着模糊认识，大多教材、著作以及论文都把三者等同起来，或者予以回避。笔者认为，三者是有区别的，而且在以往的论著中坚持了这个观点，[1,2]但没有对此进行专门论述，现发表浅见，希望能抛砖引玉。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广大人民为挽救中国革命而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片面强调中心城市暴动，加之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疯狂镇压和屠杀而纷纷失败，或遭受严重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面对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大敌人的围剿，死打硬拼是没有出路的，流动袭击不仅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而且也时刻存在着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当然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瞿秋白通过对中国革命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提出通过建立农村割据的办法来挽救中国革命的意见。 瞿秋白关于要在农村进行割据的思想最初体现在1927年12月10日发表的《武装暴动问题》一文中，他认为，由于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存在自己的特点，即“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夺取‘首都’，一击而重的发展形势。”“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而且“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3](P138)可见，在1927年底，他已经提出在农村进行割据以保存革命和发展革命的问题了。从瞿秋白的有关论述来看，他所提出的农村割据同后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有区别的。表现在： 关于割据地区的方向选择问题。在瞿秋白主持下所通过的《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22日）认为：“长沙附近的十几县应当特别注意：发动广大群众的切身斗争，深入农民斗争的性质，建立巩固的群众的基础，使与长沙工人有密切的关系。这几区农民暴动的割据局面之造成及向长沙的发展以及长沙附近农民群众的发动与长沙工人及四郊农民的暴动，实是湘南总暴动夺取省政权之重要条件。”[4](P100)很明显瞿秋白的意见是要在中心城市附近的农村造成割据局面。接着瞿秋白在自己起草的《中央致河南省委的一封信》（1928年2月）中，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割据地区方向选择的意见。指出：“中心城市是敌人的政权所在地，中国革命不会像苏俄那样通过一次首都武装起义就一举夺得政权，而必须在城市周围‘切实造成农民割据的局面’，以‘威胁与包围城市’”。[5]他在《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也谈到：“一县的暴动，也必须是先从城市的工人运动士兵的工作以及四乡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城乡有了相当的联系然后才能暴动夺取县政权”[4](P245)由上可见，瞿秋白所要建立的农村割据是在中心城市附近，以便威胁与包围城市，这仍然是配合城市暴动的一种策略。显然，这和后来那种普遍的面向农村边界山区，以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开展土地革命为主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不同的。 关于农村割据所依靠的主体力量问题。1927年10月到12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给各中央局、省委的指示中，提出了派遣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武装的农村割据的主张，并明确指出农村割据的主体力量应该是工农群众。这就片面强调了工农群众的主力作用，而将参加起义的正式革命军队视为“助力”和“副力”，降低为起义的辅助力量。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甚至批评了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主张。认为：“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这份文件还特别强调：“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靠工农群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事力量”。[3](P139) 瞿秋白关于农村割据要充分发动群众的主张是对的，但强调割据的主体力量是群众，而把正规红军视为助力和副力，显然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和后来以坚强的革命武装（正规红军）为主体而造成并以之为支柱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有区别的。 在如何对待农村割据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上，瞿秋白认为：“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的。”[3](P141)他主张，在革命地域建立之后，“革命势力必须要积极的进取而又进取，决不能保守”。[3](130)这就是说，他对已经建立的农村割据，并不要求巩固，而是要求不断地扩大、发展，不能保守。在这里体现不出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深刻观念，而是把建立农村割据作为发动群众的一种手段。他设想的是，在各个地方取得暴动的胜利，成立各自的革命地域，从而汇合成大范围的胜利。他把革命地域看成是全国胜利的一个个叠加的部分。显然在瞿秋白的思想中农村割据只是为配合城市武装起义而采取的一种壮大同盟军的策略手段。而后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是应急的、临时的办法，不是同城市暴动的短期、直接的配合，而是在敌强我弱、革命低潮的形势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 所谓军事大本营也不同于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始“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创建了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不久就提出和论述了关于在宁冈建立军事大本营的思想。[1]表面看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的时候，为了给部队寻找一个立脚点而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他要为中国革命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是一致的。当时秋收起义部队基本上活动在宁冈县及其周围，井冈山上的各处险要都在宁冈附近，部队可以随时撤到山上据险固守。所以两个提法，至少所囊括的地域范围没有明显差别。这就容易使人误解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在宁冈建立军事大本营是一个意思了。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军事大本营是指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个坚强的政治中心和巩固的军事基地，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而革命根据地则主要指革命政权所管辖到的地域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