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开，外国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涌入，以及学者研究视野的开阔，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变化，导致研究的结论更趋多元化，对于国民政府战时对外关系的评价亦更加客观和公允。 一 外交通史 近十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是中国大陆出版最早的一本外交通史。该书运用中外档案文献之丰富，是获得学界好评的原因之一。石源华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近几年出版的最具特色的一部民国外交通史，该书不仅史料丰富，且研究方法新颖，评述公允客观，受到国内外学界较高的评价。美国著名学者柯伟林(WilliamC.Kirby)称之为“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佳作。（注：参见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英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No 150(June1997)，中译本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上发表。） 此外还有宗承康主编的《百年中国对外关系（1840-194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唐培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胡之信、张德旺等撰写的《中国革命中的国际关系(1919-1949)》（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公素著《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等。 在抗战时期的专题外交史方面也有一系列著作问世，如苏光文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1997年），主要从政治外交、对外军事关系和对外文化交往三个方面论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王真撰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各国的交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则是一部学术性、史料性均堪称一流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的中外关系，包括中国抗战与国联，中国与德国、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的关系。该书认为战时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抗战相辅相成。该书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中国全民族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2.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结果。3.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以后，中国采取的是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4.在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中英新约谈判中在新界问题上的让步和按照雅尔塔协定同苏联签订中苏条约，均反应了这种事实。5.抗战期间外国与中国关系的或亲或疏，均以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为转移。如中德关系的逆转，如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苏德战争后亲日疏华政策，如英国和美国对华政策，莫不以各自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此外还有王建朗著《抗战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岳谦厚著《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 二 中日关系研究 中国大陆目前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相当活跃，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合办的《抗日战争研究》，自1991年创刊以来，已经成为发表国内外抗日战争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每年资助国内学者开展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经费数额相当大，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成为重点资助对象之一。抗战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范围很广，由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广大地区，因此可以说抗战期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同日本有关。但本文论及的仅仅是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对外关系，故对于侵华日军或日本占领当局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统制等不予涉及。 专著方面，有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晓秋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王维礼的《中日战争15年及其他：王维礼学术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臧运祜的著作运用了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和陆海军文书的缩微胶卷，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主要是日本的华北政策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是一个“已有一定基础、尚须进一步深入的领域”，认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是延续的，卢沟桥事变并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战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继续；李玉、夏应元、汤重南的著作主要介绍1996年以前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状况，包括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其中分论的第三章对1914-1945年中日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包括北洋军阀与日本、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掠夺等。 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较多地集中于中日秘密交涉问题。沈予在《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抗战期间包括陶德曼调停、宇垣－孔祥熙秘密交涉、“司徒雷登工作”、“桐工作”、“钱永铭工作”、“缪斌工作”等一系列日蒋和平交涉的研讨，得出的结论是：1.和平交涉不是国际法上一般意义的“媾和”，而是日本同军事进攻手段交替使用、相互配合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其性质是政治诱降。2.蒋介石有一种矛盾的求和心态，致使其在军事严重失利面对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时，往往产生谋求妥协的政治动摇。但在交涉过程中，蒋介石也有周旋和运用策略的因素存在。而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以抗战前期中日的秘密交涉为切入点，通过对陶德曼调停、高宗武和董道宁秘密赴日、孔祥熙与日本秘密接触、宋子良事件（日人称之为“桐工作”）以及蒋介石本人于1940年派张季鸾赴港同日交涉等个案研究，探讨了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认为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几乎所有与蒋介石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介石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介石对日议和是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为底线的。此外，作者通过查阅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对照日方资料，认为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蒋介石并未参与其间，如孔祥熙和宋子良同日本的秘密接触等。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则以历史档案为依据，对于孔祥熙通过其亲信同日本当局进行的秘密交涉一一予以考证、研讨，如贾存德、胡鄂公、樊光等同萱野长知、津田静枝、船津晨一郎、坂西利八郎、喜多诚一、今井武夫、和知鹰二、板垣征四郎、松本重治等进行的各种秘密交涉。作者认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有些交涉并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是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杨汉卿在《抗战相持阶段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和谈》（《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则认为蒋介石是孔祥熙对日秘密交涉的真正幕后指挥者，但谈判秘密进行的目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要是为了打压汪精卫傀儡政权的建立；而对日本而言，则是为了“以汪代蒋”和“蒋汪合流。研究该课题的文章还有金美宁的《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宇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王树芹的《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述评》（《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增刊）、荣维木的《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等，他们均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同日本占领当局的秘密接触和谈判仅仅是外交政策中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尚不构成妥协投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