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日本数十年侵华史的研究，特别是经过与其它法西斯国家的比对，我们发现，日本侵略中国的模式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是与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舆论、国民心态、军事战略以及中日国家关系、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观感的急剧变化等因素紧密相关的。迄今为止，美国学者对日本人行事的规律和心理状态进行过较多的专题研究，象露丝·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的《日本人》，沃格尔(Ezraf.Vogel)的《日本第一》，但美国没有经历过半个世纪持续被一个邻国欺凌的历史，所以侵略模式问题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实际上，研究日本侵华模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本质和中日间冲突的具体形态的认识。本文拟以1935年前后的“华北事变”为中心，初步勾勒日本侵华模式的几个相互关联的侧面。未尽之处，尚待进一步研究。 一、一线军人积极“领跑”，引导政府、军部的侵华步伐 多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日本各种侵略中国的势力并不是完全步调一致的。对中国情形较为熟悉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始终走在侵华的前沿。不惟日本政府和军部往往沦于“擦屁股”（当然，它们在见到明显的侵略成果时十分乐于“擦屁股”）的境地，经常习惯性地把日本政府视为对话对象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胜其扰。华北事变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华公使馆驻北平武官辅佐官高桥坦、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突出作用。 “华北事变”之时，日本尚未准备好全面侵华，甚至连全面侵略华北其内部亦尚有争议。1933年6月，鉴于《塘沽协定》的“成果”，日本陆军省部方面曾达成共识：“现在以苏联一国为目标的自卫，估计尚有困难，进而再与中国为敌，根据当时我国的国力，应当极力避免。二、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不仅大量消耗我国力，而且短期内难望结束。……三、对中国战争有发展成为以世界为敌的全面战争之虞。”这样，“陆军对1935、1936年危机的大方针，决定将重点彻底置于对苏自卫。”不仅如此，日陆军首脑等反对签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理由之一即是担心“军的一部有矛头指向华北之虞”。（注：［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上册，第241-242页。）日本陆军首脑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侵略中国，而是因为他们判断在下一次的战争中，贫弱而分裂的中国根本不是其主要对手，没有必要在中国耗费更多的资源。曾策划“九一八事变”、此时担任日军参谋本部要职的石原莞尔就修正了他的侵华思想。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说： “石原关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使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想法。约在满洲事变（一九三一年）时，他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一九三七年），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他的逻辑并没有使他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洲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这就需要日本陆军放松对满洲国的严酷控制。同时日本必须停止在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进行军事冒险。”（注：［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商务印书馆，1978年，上册，第66页。） 石原的想法，对战后许多日本的研究者来说，是“远见卓识”。因为对照中日冲突的过程及对日本最终结局的影响，石原的想法显然是较为“合算”的。但当时身处华北前线的日本侵华激进势力并未“理解”这种想法，关东军在“柳条湖事变”中的成功，一方面刺激了他们在中国“建功立业”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示范了一个模式——这一模式的惯例是：事前，日军中央部并未一致强烈地支持前方中坚将校的预谋，前方只好依靠有限的武力为后盾，利用中方国力孱弱、没有做好抗战准备、对日有恐惧心理等因素，制造局部事件并将其扩大，然后等待支援，终于形成期望于中国的局面。 曾代表日本签定投降文书的重光葵回忆了当时华北日军的状态：“华北驻屯军对骤然增强势力的关东军把特务机关派到华北，着手政治工作，提出了抗议，认为是越权，有碍华北驻屯军的面子。因此，关东军不得已做了妥协，让土肥原少将兼任华北驻屯军幕僚，有关华北的工作，由华北驻屯军直接指挥。酒井参谋长是抱积极态度的人，他坚决地表示决心，自己动手进行华北工作。……这时候东京有人说，已经预感到华北什么时候一定要出事。酒井少将是同僚中至今唯一没有勋章的人，诚实人对此感到忧虑。”（注：［日］重光葵著、齐福林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8页。）重光葵的回忆说明当时连日本政府方面也掌握了一线军人的行动“规律”。 应该说，1935年的开头似乎有过一段时间“中日亲善”的气氛。当时，“察东事件”解决得比较迅速，1月29日，蒋介石改变了自“九一八”以后不接见日方代表的态度，与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中将进行了会晤。2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日中友善的演说，表示：“读了这次广田的演说（指日本外相广田1935年1月22日发表的演说——笔者按），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注：《正风》，第1卷第6期。引自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室《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页。）蒋介石在3月2日通电予以赞成，称“灼见宏猷、至深钦佩、与弟在京时对中央社记者所谈各节、实属同一见解。”（注：天津《大公报》，1935年3月3日。引自《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91页。）但这种气氛并不是前线日军所以为然的。土肥原随即提出了自己的“日中友好方案”：第一，设立中国与“满洲国”间之非武装区域；第二，塘沽协定，上海协定，应用三种正式条约以替代之（即军事条约，政治条约，经济条约）；第三，停止华北党务活动；第四，日本援助中国剿匪。（注：仲航：《土肥原的中日亲善大纲》，《外交周报》，第3卷第8期。）这么宏大的“日中友好方案”，中方显然不会主动表示兴趣，而日本政府和军部一时也没敢“奢望”，但这不妨碍一线日军积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