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2)04-0023-04 1949年—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之一。这主要可归因于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政治上完全独立的人民政府，结束了中华民族受屈辱、受压迫的历史，民族凝聚力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采取的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爱国热情。这些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表示要投身到建设新国家的洪流中来，形成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主动改造自己“优越意识”的热潮。本文即从知识分子与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的互动关系角度谈谈其思想动向。 一、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努力 1.向大众化意识的转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突出表现为优越意识。它是一种认为自己在能力、才华、身份上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优越感。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卷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不再以知识超群、社会中心自居，摒弃优越感，由自我欣赏走向大众认同。这一思想转变从当时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文学家沈从文、作家老舍、剧作家曹禺，在建国初期，都表示要改造自己的优越意识认同于民众。曹禺曾说：“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1]。这正如费孝通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恐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2]。改变自己的旧有思想，站定人民立场，使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便成为每个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老舍宣布：“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3](P298)建筑学家梁思成把站在人民立场看作是自己“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4]。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一愿望，金克木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中来，如果不在思想上翻个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怎能亲切感觉到国家是自己的？如果不坚决倒向工农兵一边，不坚决粉碎旧社会给我们的思想镣铐，而采取旁观革命的态度，怎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在思想上翻身就是彻底改变立场，坚决站进工人的队伍，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人民的革命干部”[5]。 2.从“为学术而学术”到“学术为人民”。“为学术而学术”，主张专心一意研究学术，时刻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流波甚广，许多知识分子都深受其影响。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建国初期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老舍欣喜地说：“解放后，我才明白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就按照这个方针去进行写作”[3](P280)。沈从文在面临割弃从事多年的文学的困境时，也表示愿意为人民服务[6](P321)。动物学家王家楫表达得更为明确：“人民的需要，比较个人的兴趣，尤其重要。如果真正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向群众学习，彻底了解目前国家的迫切需要，我想新的兴趣，也会产生出来。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向，以配合目前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人民。科学不能例外，当然也属于人民。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人民，为人民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利”[7]。 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洪流中去。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写了四篇鼓词，改编了三篇相声，还写了两篇关于鼓词与相声如何编制与改编的小文”[8](P68)，用来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他之所以热衷于写鼓词等小作品，就是因为他认为“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3](P285)。不单是老舍，其他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曹禺1954年写了新剧本《明朗的天》，描述了知识分子如何“在党的伟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之下”[9](P130)，克服美国文化影响的过程。诗人卞之琳积极响应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在一片抗美援朝声中写出了《谣言教训了“神经病”》、《金丽娟三献宝》、《夜行》等二十几首诗。曾经写过《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武侠小说的还珠楼主李寿民，也很想写点适合时势的作品，最后写了以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为题材的《独手丐》。凡此种种，都反映了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努力。 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原因 知识分子主动进行“自我改造”，根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社会变革、意识形态重构以及政策改造的作用和影响，是其主要原因。 1.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转换的大前提。季羡林说得好：“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对这一句话有十分具体深刻的体会。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旧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10]。置身于这旷古未有的大变革中，知识分子不能不发生变化。老舍在回国之前，没有打算改变自己。他曾对友人表示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但回国后处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他很快就打破了这一原则。连被人们认为变化不大的梁漱溟，也觉得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记录’了”[11]。社会的巨大变革，促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认知发生重大改变，并对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