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全面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宝东(1974-),男,黑龙江牡丹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与人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初期,王宠惠作为外交部长主持南京政府外交部进行了多元的外交活动。主要是:积极争取对日直接交涉,谋求和平解决;澄清事实真相,寻求国际支持;加大对国内外的宣传力度,坚定国人的抗战决心。这些谋求和平解决的外交努力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和英美等国对日的绥靖态度而收效甚微。但是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真相,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的努力和举措是值得肯定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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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16(2002)01-0061-04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原籍广东省东莞县,中华民国时期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宪法学家,曾担任国际联盟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被人誉为“法学泰斗”。王宠惠早年留学欧美,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宠惠追随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之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曾经任过名动一时的“好人政府”的总理。1936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庭法官之职,返回国内。此时正当全国抗日高潮,王宠惠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人物,他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重开内战,主张和平解决。1937年3月蒋介石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担任外交部长不到半年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间紧张形势便将他推到了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前沿。

      积极对日交涉 谋求和平解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8日王宠惠派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但是日军的积极军事行动,使华北的形势日趋危急。王宠惠于7月10日就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事正式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强烈谴责了日军的暴行,指出:“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1](第106期p248)他要求日方正式向中国政府谢罪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保留中国外交部一切合法要求,为中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变提供了余地。军事上,南京政府给宋哲元的指示是“不挑战必抗战”,如其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而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援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2](p210)。9日起陆续调兵北上,以为第29军后援。

      事变发生后,华北的冀察当局仍认为此次事变如九·一八事变一样是地方冲突,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所以一直同日方保持联系。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与北平市长秦德纯达成口头停战协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和军队撤回原防,国民党中央对这个地方性协议持默认态度。10日,日军炮轰宛平城,重燃战火。11日王宠惠就日军违约行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日军不遵守双方约定停止军事行动的做法,指出日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致使“卢沟桥事件又趋于严重,其责任自应由日方负之”[1](第106辑p250)。7月12日王宠惠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解决事件的方法:“一、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二、双方立即停止调兵”。但该建议遭到日高蛮横拒绝,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此后,在日军继续向华北增兵的形势下,蒋介石仍抱侥幸态度。严令停止抵抗,让冀察当局与日本人交涉。为防止日本绕开南京政府,压冀察当局屈服,从而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王宠惠于12日责令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讲话,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弄阴谋伎俩,重申“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政府批准,自属无效”[3]。同时,他派外交部专员赴华北前线协助冀察当局与日本方面交涉,以避免中央和地方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王宠惠在15日的行政院会议上建议政府尽快决定未来方针,指出是否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事关重大。王宠惠关于是否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忧虑正反映出他作为外交部长所特有的敏感。当时在名义上是否与日本断交已无关重要。但是,一旦中日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中日双方便都具有了交战国资格,日本可以利用交战国的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输入中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军需品能否自己自足便成为问题。相比较之下,断交有利于日本行使交战国权利,这对于还没有下定决心抗日的南京政府而言是不能不慎重对待的。王宠惠的提议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重视,17日举行了专门讨论,决定进入战争状态后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同时还继续对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变抱有幻想。蒋介石一再宣称:“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1](p311~312)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做抗战准备。7月29日、30日京、津相继失守南京政府的抗战决心日益坚定。

      澄清事件真相 争取国际支持

      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国对事变真相不是十分了解。日本外务省混淆视听,把责任全推到被侵略的中国身上,诳称:“此事件之原因,实由于中国历史以来抗日情绪”所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在王宠惠的主持下积极谋求同日方单方面交涉和平解决的同时,亦在国际社会上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揭露事件真相,争取国际社会的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一)寄希望于英美调停是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的主要外交取向

      蒋介石认为英、法、美等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会主动出面对日本采取扼制策略,从而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王宠惠对于英美调停也是抱有极大热忱,7月16日他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Sir Hughes Knatchbull-hugessen)对日本进行试探。许阁森表示了英国愿意进行调停的意向,但要求中国保证北上的部队不会主动攻击日本。王宠惠在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后,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许阁森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美国驻日代办达兹(Games Dodds),请其转达日本外务省,告以中国准备自17日起停止调动军队,亦希望日本采取同样行动,以求和平解决中日双方的争端。[4](p11)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蛮横拒绝的态度,强硬地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任何形式的调停,自行关闭了由第三国调停解决事变的大门。王宠惠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于7月16日、30日两次对美发表广播演说,宣称“远东危机将导源于中国之被侵略”,请求美国积极参加中日调停。但美国置若罔闻,态度低调,南京政府寻求英美联合调停的愿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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