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与解放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纯良(1930-),男,黑龙江泰来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从事中共党史与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 政教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胡海波 克山师专 政教系,黑龙江 克山 161606

原文出处:
原理探讨

内容提要:

解放思想是延安精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延安思想解放运动在现代中国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又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后,从“凡是”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启示和经验。学习和发扬延安精神与延安解放思想的传统,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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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2)02-0083-03

      在中国共产党80年战斗历程中,创造了无数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英雄业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富时代性的(例如北伐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和典型性的(例如红岩精神、大庆铁人精神、宝钢精神等等)革命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革命遗产,特别是延安精神对我们更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

      一、延安精神和延安时代

      延安精神是延安时代的产物。中共党史上的延安时代(注:泛指“陕北十三年,即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48年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期间。)是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由“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时期。这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艰苦卓绝又卓有成效的解放斗争,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壮大了人民力量,而且在抗战胜利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两年多胜利的自卫战争,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和解放区军民形成了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这就是所谓延安精神,也就是延安时代的精神文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政治坚定,路线正确,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和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把它和它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全国抗日的模范”。

      中国革命实现伟大转折,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解放区军民发扬延安精神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遍布华北、华东和中原大地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中共中央指挥敌后战场的总司令部,是推动和领导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1]。它是中共1927年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和最稳定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中共领导国家政权的实验场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地。因而延安精神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尤其具有深远意义,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展它。

      二、解放思想是延安精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精神文明的延安精神,其内容是很丰富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具深远意义的内容是解放思想。

      延安时代之所以提出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因为革命实践迫切需要破除迷信。

      本来,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中国人破除迷信、思想解放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洗礼,没有用科学和民主精神,破除封建主义老教条、老八股的思想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那么快地落地生根,就不会那么快地产生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由他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由于思想的解放而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并且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成为反对封建主义老教条的急先锋,他们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解放思想的武器。所以,中共成立后,“就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2](P832)很快就推动形成了大革命高潮。“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北洋军阀”[3]。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解放思想传统的党。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把反迷信斗争任务转入具有解放思想传统的中共党内。这主要是大革命高潮到来后,中共经历了一次组织上急速膨胀时期。1923年党的“三大”统计党员只有420人,到大革命后期党员人数就猛增到将近6万人,即增长14倍多。大革命高潮中,党组织高速膨胀虽然不足为奇,但由此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留苏学生)涌进党内,使党内思想状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广大党员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党内左倾急性病急剧膨胀。在此基础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2](P832)的结果。这种思想是在共产国际提倡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潮流。这种潮流在党内造成了迷信状态,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以至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取代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党中央不得不带领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以上。

      显然,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革命才有出路。这已成为当时中共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这个历史要求的体现。它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创建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和发动全民族抗日战争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遵义会议是在长征路上召开的紧急会议,它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中央的组织问题,来不及解决党内政治路线问题,更来不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因而不可能完成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发动和领导了全国抗日战争,在漫长而艰苦的十余年间,一方面要领导解放区军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浴血战斗,一方面又要与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同盟者——国民党顽固派做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流血的斗争。在进行上述艰苦复杂的斗争的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完成了从教条主义迷信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党,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走向胜利的转变枢纽。由于思想解放、路线正确,解放区军民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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