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深入研讨和反思这一文化纲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事业，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感到以往有关这一纲领的惯常提法，可能还有继续商讨的余地。 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哲学界，在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都习惯于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那一众所周知的表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实际上，在1942年以前，这一提法不仅在延安文化界，而且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都远非像后来那样权威。相反，当时还存在过，确切地说还曾流行过另外一种更值得重视、但后来却长期被忽视的提法，那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虽然，就基本精神而言，这后一种提法与前者并无本质区别，但我们认为，无论是在表达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的准确性方面，还是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共识方面，它都明显较前一种提法要更为贴切和完善。因此，今后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似应该采用后一种提法。 首先，从内容上说，直接凸显对“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的追求，乃是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既然名之为“民主主义”的文化，无论是旧民主主义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不能不格外突出“民主”的内涵。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的遗毒还十分严重，反封建的任务还极其艰巨的时候，都更应如此。实际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都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传统，只不过是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并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容罢了。 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以“大众化”包容和取代了“民主化”。显然，他是看到并强调了“大众化”和“民主化”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这在当时国民党打着“民主”的旗号、却并不真正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有其特别意义。但是，“大众化”和“民主化”毕竟不是一回事，简单地以前者来包容或代替后者，仍是不太恰当的。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有关表述较为清晰和严谨。他指出“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1]。 仔细品味他的概念，不难发现，在“大众化”和“民主化”之间，实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像主张个性解放，争取思想、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就是“大众化”的概括所难以涵盖的。另外，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民主的生活和作风作基础，所谓“大众化”，就很可能无法摆脱“封建化”的命运；同时，这种“大众化”还极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掉进“专制化”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悲剧，早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经历过历史曲折的今天的人们更容易意识到，完全以“大众化”来包容或代替“民主化”，在理论上既说不通，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如果硬要以其中的一种来包容另一种的话，倒是应该将“大众化”逻辑地涵容于“民主化”之中。换言之，“大众化”只是“民主化”的一个深层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是对一般“民主化”内涵的一种补充，在根本上它是必须以尊重人的个性，实行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的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的。 当然，若具体说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众化”也具有其独立于一般“民主化”之外的文化内容与特殊使命。它凸显文化明确服务于以工农为主体的大众的目标，强调文化切实地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但暂时“以普及为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定“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在于真正成为“民众自己的文化”，因而它要求文化人要真正了解和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需要，不仅在文化实践上而且在思想感情上要同广大工农民众真正接近，在语言等形式方面也要完全贴近民众。在那特别需要发动、启蒙民众起来革命，最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使命的历史年代，这种“大众化”努力的重要性自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民主化”之外，还要专门提到和强调文化“大众化”原则的缘由所在。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时的情形来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原则或纲领的提法，较之毛泽东的三原则提法，无疑也要更能体现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实际认识和理论水平，更能准确地反映其集体智慧结晶意义上的那种共识程度。这一点，此前似乎未见有人提出，它成为我们在此要加以详细说明的又一重要理据。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过程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最初就是在该会上所作的报告。比毛早几天，张闻天和王明也在此会上分别作过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和《文化统一战线》的报告。其中，张闻天在提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时，便是明确将其表述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他还对其中每一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白的阐述，在当时受到大家的欢迎和认同。王明的概括也同样是这种四原则的提法。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2]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在这次大会上所作《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完全采用了王明的表述，他还表示，这正是“我们党所指示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八路军的一贯的文化工作，就是依照着这个方向进行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