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3-0051-07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人权”一词出现的并不多。《世界人权宣言》问世50多年来，由于东西方对人权问题的认识截然不同，因而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人权问题缺少足够的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给人权的内涵以科学和历史的界定之后，对新民主主义的研究，就开辟了新的领域和视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与维护人权的斗争，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 一 新民主主义人权观经历了由初现到形成两个时期。以其形成过程中的内容变化来看，经历了由个性向社会的进步，由争取到保障的发展。这个演进过程，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与人权历史的发展相吻合。 （一）从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到大革命结束，为新民主主义人权观形成过程的初现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宣扬中西混杂的民主思想向争取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的过渡。因此，也可以把这个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在政治运动中孕育，在革命斗争中产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统治的两千多年间，广大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先秦时期“人”的思想，以及后来的“以民为本”，也较多地成为了封建统治的饰物乃至工具。近代以来，外国侵略势力的侵入，使中国人民更无人权可言。然而，也正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这个特点，促成了现代人权思想的启蒙。一方面农民起义运动中产生的“等富贵，均贫富”的主张，在向近代民主思想贴近；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为人权思想在中国的出现开辟了天地。这也就是初现时期第一个阶段的历史背景。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新民主主义人权观的孕育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旧文化为斗争的主要内容。就“个性解放”、“个人权利”的角度而言，资产阶级新文化对西方人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缺陷已经暴露。如同资产阶级新文化鼓吹的各种思想一样，西方的人权思想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步深入，开始引起左翼人士的怀疑和批判。如果说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为新民主主义人权观的萌芽培育了胞体，那么这种怀疑和批判就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权观萌芽的生长剂。而此前的辛亥革命蒙发的民族民主潮流，已经为萌芽的生成浸润了土壤。 在人权问题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最突出的对立，在于如何对待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上。后者以胡适为代表，主张个人解放是民族国家解放的前提；只有个性得到充分的伸张，个人自由得到充分保证，才能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具体表现为，片面强调新文化运动而忽视现实政治斗争的偏向。其根源在于简单地接受了西方人权思想，而忽视了中西方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西方人权思想形成时期，突出的社会矛盾是阶级与阶层间的斗争，而不是国家主权与民族存亡的危机。 在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中，在继而开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批判中，在民主与科学的潮流推动下，出现了新民主主义人权观的萌芽。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文化运动趋向现实的政治斗争。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关注，从表面上看已经超过了个人解放的声势。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举国出现了关心国是的热情，各种政治势力在社会舞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风靡全国。需要注意的是，蔡元培在天安门讲演时所喊出的这个口号，并非是指狭义的劳动工人，而是一个包括了工、农、商、学、著述家、发明家在内的广泛概念（注：《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65页。），与现代人权思想的涵盖是比较接近的。 五四运动结束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关于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的辩论。随着“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举国形成了一个包括各阶层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阵营。以个性解放求得民族国家解放的道路，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革命运动，成为中国的主流，也为新民主主义人权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历史机遇。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新民主主义人权观的产生阶段。自党诞生之日起，就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为己任。实际上，这个革命运动的本身就已经全面体现了党的人权思想——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中国的国家主权，争取与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本文所要陈述的是，不仅如此，党在其纲领、政策、方针以及具体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争取与保障人权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以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并且创办了《劳动周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为工人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在斗争中，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劳动群众也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了权利。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通过了保护工人利益的决议案。同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的文章。文章在五一纪念日之际，提请社会“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毛泽东通过阐述劳工的劳动与生存的关系，鲜明地提出劳工的三项权利。他还专门说明，劳工“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页。）。这一论述，把中共领导的人权斗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