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2)02-0102-05 1925年—1927年间，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与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由敌变友，再由友变敌，上演了一幕合纵连横的活剧。由于各种原因，这段影响北伐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历史，却轻易地被掩盖在贺胜桥与汀泗桥的硝烟之中。本文拟通过对一些相关的档案史料与回忆录的考证，作一钩沉。 一、1925年初：奉张预先示好 1924年10月，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统率的直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几至穷途末路。同年11月3日，吴自天津泛海南下，企图依靠长江沿线的旧部重振旗鼓，但原属直系的萧耀南（湖北）、孙传芳（浙江）和齐燮元（江苏）等人为求自保，于11月28日联名通电拥段（祺瑞），与吴保持距离。不得已，吴只得辗转于河南、湖北、湖南之间，最后在岳阳托庇于湖南的赵恒惕。 不过，由于北方张作霖与冯玉祥两大势力互不相能，困居岳阳却地位超然的吴佩孚，顿时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据李炳之（时任吴佩孚顾问）的回忆，冯玉祥在1925年春秋之间，即曾派使与坐镇武汉的萧耀南联系，希望获得汉阳兵工厂的弹药补充。以此为开端，原属直系的各方开始酝酿拥吴复出。[1](P163-164)但比较而言，奉张对直吴的拉拢，其实更早，也更急迫。据苏锡麟（时任张作霖的骑兵卫队旅旅长）的回忆，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不久，鄂督萧耀南即派其参谋长张月波赴沈阳面见张作霖，建议奉张直吴合作。此后，张作霖又派苏锡麟到湖北回访吴佩孚，双方达成“合作救国”的初步意向。[2](P82-83) 但是，李炳之与苏锡麟的说辞，毕竟是近40年后的回忆，其时间概念甚不精确。倒是吴焘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解释。 吴焘，字子明，云南保山县人。1907年—1911年任吉林提法使，民国年间曾在吴佩孚处办理文案，此经历使得他与张作霖和吴佩孚皆不生疏。1925年3月14日，寓居天津的吴焘突然被召到张作霖在天津的帅府，据其当天的日记记载：“……讵上灯后晚饭时，帅府用电话邀余与斐君、琪山三人往见。……帅意委托余到岳州联络吴子玉将军，同心救国，意极真挚。余虽以年老力辞，迄未应允。盖帅以夫己氏（指冯玉祥——引者）野心日炽，我国家定有沦亡之惨，若与吴通力合作，力量较大，凶焰或可少戢。”[3](P163) 此后，吴焘衔张作霖之命，在天津与岳阳之间奔走联络，一直延续到当年的7月份。因为这时已有冯玉祥回归直系的传言，张作霖对此事甚为疑惧，所以一再要求与吴佩孚“捐弃前嫌，同心救国”，甚至对吴的使者“言之泪下”。[3](P171)从吴焘日记反映的情况看，奉张与直吴在反冯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是，直到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奉张与直吴在表面上仍处敌对状态。个中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点： 第一，就张作霖一方而言，虽然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京津一带剑拨弩张，但在郭松龄反奉之前，双方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盟友关系，面对冯玉祥有意识的忍辱负重，张作霖一时也找不到发难的理由。 第二，就吴佩孚一方而言，由于奉军触角已伸展到长江中下游，控制了沪、苏、皖等要地，对浙江的孙传芳和湖北的萧耀南构成直接威胁，虽然吴对冯恨之入骨，但卧榻之旁的奉军显然更危险。 是年底，国内政局再生突变。 二、1925年底：直吴再成中心 1925年10月底，孙传芳、萧耀南拥吴复出，未几，直军将奉系势力赶出长江流域。11月底，奉系内部发生郭松龄事件，尽管张作霖在一个月后即平息反叛，但奉系元气大伤。在各方争夺中央政权的斗争中，吴佩孚及其统率的直系的作用愈显突出。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在1925年底，中外各种政治势力都争相与吴结盟。 据娄向哲先生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的《田中家文书》记载，1925年11月27日，日本情报人员鹫泽舆曾向时任立宪政友会总裁的田中报告：他曾经在汉口拜访吴佩孚，并转达了日本希望吴（佩孚）张（作霖）合作的意见，吴当场未表明态度，只是嘱咐严守秘密，但在随后的一次会谈中，吴的幕僚张志潭向鹫泽舆表示“吴张提携的意见是可行的”。[4](P218-219) 几乎同时，苏俄政府也在积极考虑吴（佩孚）冯（玉祥）合作的可能性。1925年10月29日，俄共（布）在莫斯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红军高级将领伏龙芝在给会议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联吴的建议：“……然而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先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象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5](P730-731) 虽然在同一封信中，伏龙芝也坦承：“因为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5](P731)言外之意，他也不过是想暂时利用吴佩孚，等打败奉系后，最终收渔翁之利，但是，暂时借助吴佩孚的用意还是十分明显的。 另外，1925年11月1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向莫斯科发回书面报告，其中也谈到与吴佩孚合作的问题。据维经斯基的报告，在此前召开的张家口军政会议上，尽管冯玉祥的代表反对与吴佩孚接触，认为“同孙传芳和萧耀南可以建立军事联系，但不能同吴建立这种联系”，维经斯基也同意这种观点，但同时指出：“现在对吴佩孚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是一个在策略上错误的和对反奉斗争事业有害的步骤。”[5](P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