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2-0052-1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从西藏的实际出发，通过努力，签订了标志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不但实现了中国大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而且解决了民国时期未能恢复的西藏地方同中央关系正常化问题，成功地创造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特殊模式——“西藏模式”。多年来，学术界探讨了毛泽东、周恩来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贡献。（注：代表性的论文有：多杰才旦的《毛泽东与西藏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降边嘉措的《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阴法唐的《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至于当时作为西南地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所做贡献，今人大都转述时人的回忆；（注：时人的回忆文章主要是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的《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萧心力编《伟人邓小平——中外人士的评说》，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今人转述其回忆的文章，可以参见《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8页。）并没有全面、深入地指出他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没有从理论上提炼他的民族思想。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学术探讨。 一、历史赋予西南局、西南军区解放和经营西藏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局势日益严重，英美帝国主义叫嚣要担负起支持和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集中精力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培植亲帝分裂主义势力，不断挑拨离间，破坏民族内部团结；在英美帝国主义挑拨之下，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势力“对祖国采取非爱国主义的态度”，驱逐汉人，派“亲善使团”请求英美援助“独立”，妄图从祖国分裂出去。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尽管中共中央当时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但是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粉碎其阴谋企图，解放西藏，巩固西南国防，刻不容缓。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26日，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坚决表示，人民解放军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国土。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战斗任务。 由谁来具体负责完成这一任务呢？虽然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3日致电彭德怀说中共中央所做关于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以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并决定以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1]但是否就由二野负责解放西藏并未完全确定。当时的军事形势是，9-11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基本解放了甘肃、青海，从东北面和西北面接近或进入了藏区。同年12月至1950年2月，以刘伯承为司令、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二野基本解放了四川、云南两省和西康的北部地区，从东面和南面接近了藏区。 基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致电彭德怀做出部署：“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他同时又指出：“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P.44)由此看来，毛泽东从政治形势角度出发，倾向于由西北局负责。但从地理形势来看，也在考虑“西南局到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至于到底由谁承担，根据具体情况演变而定，因此要求西北局、西南局诸负责人提出意见。 彭德怀接到指示后，即着手调查、准备。经过一个月调研后，他发现“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因而于12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四个月（即从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由大雪封山不能行动”。而“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2]这一分析很有道理，指出了三点：第一，在前述严重局势下，“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不允许解放军长时期准备；第二，如果1950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能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这也是严重局势所不允许的；第三，经由西康，符合传统上的入藏路径（注：习惯上的路径有两条，一路经由西康，如果大雪封山，则经由印度。1930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派往西藏的第一位中央政府的使者刘曼卿，经由西康。1934年8月，国民政府派到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中央专使黄慕松，经由印度。）。因此，毛泽东调整部署，即使“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也做出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的战略决定，于1950年1月2日急电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要求“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要立即“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做好一切准备。[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