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926(2002)01-0044-06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当事人，他究竟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毛泽东对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始终是维护和肯定的。这固然不错。但如果以为他对“文革”的评价仅限于此，那就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全面地说，毛泽东除了维护和肯定“文革”外，还对“文革”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也是他对“文革”的一种评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本文将对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力图分析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评价，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一、对“文革”的尖锐批评 从笔者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对“文革”提出尖锐的批评是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时候。这次会见中，毛泽东与斯诺就“文革”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在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士兵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1](P176) 这段话中，毛泽东实际上对“文革”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讲假话，二是武斗，三是“捉了俘虏虐待”。所谓“俘虏”，就是“文革”中的“走资派”及其他被批斗对象。这种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毛泽东第二次对“文革”提出尖锐的批评是在1975年下半年。他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1](P488) 这里，毛泽东对“文革”的批评，更加深刻，更加一针见血。他所指出的“文革”两个方面的错误，实际上概括出了“文革”的本质特征。虽然他也对这两个方面的错误进行了一定的辩解，但这种辩解说服力并不强。 以上是“文革”后期毛泽东从总的方面对“文革”提出的批评。除了上述批评外，他还对“文革”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过批评。如对文艺政策，他就批评过好几次。1975年7月初，他在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时这样批评“四人帮”在“文革”时期所实行的文艺政策：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P443) 此后不久，他在与江青谈话时再一次指出：“文革”时期，“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1](P446)。 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也是非常尖锐的。 毛泽东对“文革”提出的尖锐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文革”的评价。不过这种评价是对“文革”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与他对“文革”所作的肯定评价一样，都是他对“文革”评价的一个部分，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无疑是值得讨论的，即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为什么会对“文革”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文革”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首先在“文革”进行的时间上，毛泽东最初估计“文革”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2](P145)1967年7月他又提出，“文革”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3](P548)但实际的“文革”进程旷日持久，一搞就是十年，到他逝世还没有结束。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其次在对刘少奇的处理上，毛泽东最初的意图是要将他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来，但并没有打算将他彻底打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受到了批判，作了检讨，同时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在此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和缓了许多。1966年9月14日，他在刘少奇写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它“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2](P134)。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为刘少奇、邓小平辩护。他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2](P148)种种迹象表明，他没有打算对刘少奇进行更为严重的处理。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等人的陷害，刘少奇被整成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惨无人道地迫害致死，应该说这超出了他当初考虑的处理刘少奇的限度。再次，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提出“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所谓“整”，并非是要将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完全打倒。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与会者们说：“（你们）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2](P147)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各级干部不仅大批被打倒，而且受到残酷迫害。此外，如众所周知，“文革”中出现了严重的武斗现象，闹派性现象，打、砸、抢现象。这都是超出毛泽东的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