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2)01-0042-05 一 从1948年7月起，美国政府内部对国民党一旦垮台的善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讨论表明，美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此时的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美国实现其对华目标的工具，成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成了包袱。9月8日，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活动的余地……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美国的政策应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和军事大国的附庸。”[1]1949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中说：“美国的对华目标是，让中国人自己最终发展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国家，以防止由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中国而造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应当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看得见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集团都不大可能建立一个美国能接受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因此，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当制定相应计划并适当做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上。在先后次序上，把中国排在另外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2]文件提出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增强那些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之间的严重分歧的力量”，导致“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另一种是“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通过恫吓和直接威胁，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无疑，后一种政策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谈话中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于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3]这就是著名的“等待尘埃落定”政策。1949年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在一份报告中称：今后美国在中国将和苏联易位，苏联影响将日益加强。目前应该：(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3)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摩擦。[4] 为了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和国民党这艘沉船离开距离”，美国政府从1948年秋到1949年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1948年1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将军从中国撤出顾问团。撤退工作从12月开始，至翌年3月1日完成。 （二）拒绝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新的援助。1948年10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向正在巴黎出席同一会议的马歇尔请求援助，乞求美国提供军火，并希望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作战，遭到后者的拒绝。12月1日，宋美龄赴华盛顿求援，要求美国政府在3年内给国民党政府30亿美元的援助，并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使团赴华，同样被美方拒绝。1949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是否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杜鲁门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5]3月4日，艾奇迹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的货运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后才允许起航。执行“拖延启运”政策的3、4月，美国运抵中国的军援物资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较之1948年最后2个月，每月平均减少4/5。[6]3月，何应钦组阁后，通过司徒雷登要求美国提供2至3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中国货币，增强与中共谈判的地位。美国国务院复电认为财政赤字是内部问题，不能靠外援解决。[7]中共军队围攻上海之际，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拜见艾奇逊，要求提供美援，并询问美国是否已对远东失去了兴趣。艾奇逊拒绝回答。此前不久，艾奇逊已公开宣布“美国对华政策不变”，亦即不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新的援助。艾奇逊还告诉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mest Bevin)，一旦1948年《援华法》项下剩余的几千万美元拨款到期，美国将放弃援蒋政策。[8] （三）降格外交关系。1949年1月，孙科的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随行。2月5日，国民党政权正式“迁都”广州，一再照会美国及其他使馆，要求随其转移。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而由一个领事衔官员率少数随员去广州，临时主持美国使馆日常业务。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共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都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对方进行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有特殊的条件留在中国，燕京大学有将近一半毕业生都在中共阵营，可利用师生关系作些工作。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将继续给予援助，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的。南京解放前夕，李宗仁又要求各使馆随其撤至广州。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在南京留一段时间，俟中共在南京站稳之后，即回华盛顿述职。这样，美蒋关系事实上降格。广州被中共占领后，美国使馆撤往香港，直到次年6月，美国再未向蒋政权派出高级外交官，对蒋政权的文书往来拒绝用照会名义，而用备忘录形式。1949年12月，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宣告在台北开张，美国使馆也相继迁台，不过暂时不派大使，而由原使馆的一等秘书任代办主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