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由于中国与美苏结盟共同抗日和中国内部国共矛盾日益尖锐等原因，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互动关系。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为止，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不仅如此，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都会严重地冲击东亚的国际形势，并对塑造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别展开的，即分别研究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这种研究固然有利于对每对双边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其不足之处是分析和强调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有可能扭曲美苏国共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变的面貌，难以周全地解释一些重大的问题（注：1980年代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发表过有关专论《抗战胜利至大陆沦陷前美苏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与检讨》（《传记文学》（台北）第37卷第5、6期和第38卷第1期）。由于当时查阅历史档案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该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当然，试图在一篇论文里全面描述这一时期三国四方的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本文的目的是以分析美苏国共关系的演变为线索，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中国是否存在避免内战的机会、美苏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国共斗争的结局将如何重新塑造东亚政治格局等问题。 一 “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与陷阱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四方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国民党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它们将这两个协议视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蓝本，至少也认为，在这两个协议基础上做出的安排，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不过历史的进程表明，有关设想中存在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即实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种种安排最终均取决于中国内部国共问题的解决方式。为战后中国前途做出有关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并使之成为现实，已经成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关键。 实际情况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所谓“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其二是有没有可能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避免国共内战？从历史的发展看，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国共斗争的解决方式，以及能否避免内战。这种逻辑联系部分取决于国共力量的对比，同时也是美苏协调政策造成的结果。 美苏在考虑有关问题时，几乎都相信存在一个前提，即中国最终可以实现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政治统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介入国共问题方面，美国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它设计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在战争后期形成的。当然，如果没有苏联的合作或默认，美国的努力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不仅美国设计有关政策时这样认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注：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1950,p.186.）。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注：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1972,p.299.）。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与其设想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争，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第167-171页。）。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使美国最感到棘手的还是国共关系日益紧张。1943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在美国方面看来，国共关系紧张不仅将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而且会使中苏关系复杂化，影响战后的美苏关系。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舆论公开同情中共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注：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2,17,194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3,China,pp.314-316.）。这种局面甚至使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注：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