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拂去的历史阴影 这是一本不足15万字的著作，卷首有几帧书中主要人物罗章龙以及他在1936年拍摄的游览华山、青岛的照片和晚年所写诗文的手迹。其中一首七绝诗云：“骊山兵谏建功勋，亘古男儿忆汝名，渤海洞庭波浪阔，历史功罪向谁论？”他的一纸手迹慨叹：“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外间知者甚尠。”另一人物李希逸1992年从美国寄给罗章龙的小小名片不无深意地写着：“1936年西安一别，已近一个甲子。每忆故人，不胜怅惘。尊况偶由报章获悉。旧日同侣，殆仅存兄与弟二人。”（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汝名、渤海、李希逸等“旧日同侣”何许人也？西安事变“慕后人物”又何所指呢？罗章龙、吴雨铭等前共产党人留下的狱中供词和回忆文字，都不约而同地回避着自己在张学良身边策动兵变的壮举，或者一笔带过：“以后就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吴雨铭供述），或者语焉不详：“我曾到东北军工作”（曹策回忆录），就是境遇较好的罗章龙，“留下的文字或者藏头，难窥全豹，或是暗语符号，难辨真相。所有的文字和心灵都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本书第116页）。罗章龙在“文革”前写过一些回忆中共内部斗争的文字，但被当权者警告不准深谈。“文革”开场不久即被抄家，许多资料散失。其后所写文字，不得不加以“包装”，或故意空行漏字，隐语曲笔，或避而不谈，掩去真相，或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使后人难窥决策的内幕和行动的细节。 这一批老共产党人，或因被捕转向，或被中共开除，聚集于东北军总部机关，成为罗章龙所说的“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在当年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生死搏斗的险恶环境中，这些人不容于赤白两道，因而组织严密深藏，行动不留痕迹。若想还原其历史真相，实在是太难了。 为了拂去层层阴影，追寻坠绪，透视幽渺，本书作者历经数载，钩玄探微，小心求证。许多问题虽然一时难以完全廓清未必即是定论，却为史学界今后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和饶有新意的思路，也为一般读者安排了一个想像的空间。 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 1934年前后，前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结成的秘密组织，究竟由何人组成？这些人又如何从中共分离出来？这要从3年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说起。 1931年1月7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后台是掌握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大权的斯大林），以突然袭击方式，强行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打击瞿秋白等，扶植王明集团夺得中央领导权，结果引发大规模党内斗争。大批抵制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其中包括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韩麟符、吴雨铭等。双方的矛盾激化，罗章龙等几十名反对派骨干被米夫以“分裂党”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予以抗争。上海“非委”领导成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北方“非委”主要骨干有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希逸等。早年从中共转向，投身于奉系张学良的黎天才，也成为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四中全会召开10天后，1月17日上海突然发生“东方饭店事件”，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陆续遭国民党当局逮捕。“非委”的活动中心被迫移往北方。2月7日，在上海被捕的24人被枪杀于龙华。2月10日起，王仲一、韩麟符、吴雨铭、张慕陶、李希逸等在天津先后被捕。王明集团逐步在全党推行极左路线，把中共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 “非委”遭如此沉重打击，活动似乎早已结束，实则不然。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发出的电报即说，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引起周恩来注意的这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在张学良身边任职的“非委”核心成员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等。 黎天才，又名渤海、伯海、经天。山东蓬莱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策动京汉路大罢工的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后在铁路总工会与罗章龙、吴雨铭等共事，先后参予工运、学运、兵运工作。李大钊死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8年被捕转向，投靠奉系，张学良倚为心腹，初长总部机要处，旋为总部政训处核心人物。后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是坚决支持张学良发动兵变的人，西安事变张杨八项政治主张通电的起草者，主持事变的宣传工作。 吴雨铭，又名汝明、汝名、雨名、慰名，与罗章龙同乡、同学，同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者。从事工运工作，为罗章龙的助手。大革命期间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北方“非委”书记兼铁路总工会“非委”书记。被捕后转向，通过黎天才进入东北军，成为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的核心成员，张学良总部机要秘书。 李希逸，又名玉书、秋生。河北静海人。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天津市委负责人。“非委”成立后任北方区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在天津被捕转向。1933年张学良下野离北京前下令释放共产党政治犯，交黎天才经办。李出狱后入孙殿英军中任政训处宣传科长，为学兵队讲授马列主义常识。一年后孙军兵败宁夏，李希逸转入东北军，为“非委”秘密组织核心成员。 张学良何以肯容纳共产党政治犯呢？ 早在1931年2月10日，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时即说共产党里“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页）。恰巧此时“非委”北方组织在天津遭破坏，吴雨铭、李希逸等被张部逮捕在案。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取缔方针，只限于取缔“暴动分子”，而对“研究学者”型的共产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被捕共产党人案件的便利，使被捕党人尽快出狱，又逐步吸收他们进入东北军总部机要部门，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受到器重。据罗章龙晚年回忆，先后进入东北军的共产党人约20余人。东北军“非委”组织的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开封）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处处照顾到我党在当时的政策”（据《黎天才自传》未刊稿），继续从事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