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2-0063-12 西藏解放的和平方式及结果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因此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研究成果可谓多矣。然而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原因的论著几乎都集中在新中国的强大及其正确的民族政策方面，从外交角度、特别是从新中国的印度政策和印中关系角度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探讨却少之又少。（注：代表性的著作有：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评夏格巴〈藏区政治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丹增、张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有关的论文可见《“西藏和平解放”专题资料目录索引》（《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第138-147页）。其代表性论文可参阅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专号——《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尽管如此，强调新中国的对印友好政策与西藏和平解放大有干系的观点已开始出现。首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杨公素先生就极为准确地指出：“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张植荣先生也指出：“在处理中印关系在西藏的具体问题上，中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办法，没有像在内地立即收回西方列强在华特权那样，立即收回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但是两位学者均未对此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以现有的中、印、美等国的有关史料，从中印关系的角度，阐述该政策的产生及其对和平解放西藏的作用。 一、建国前夕印美的西藏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自民国建立就孤悬于外的形势变得越发危急。其一，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继承了英国的在藏权益和对藏政策，鉴于印藏间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密切联系，印度开始成为影响西藏地方最大的外部力量；其二，起源于欧洲的冷战由于中国事态的剧变而不断向远东扩展，美国的西藏政策由此发生显著的改变。印美两国替代了以前的英国成为干涉西藏的主力，在它们的支持下，西藏分裂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印度继英国而来的西藏政策是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和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此前英国的所有侵藏活动、包括炮制所谓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无不源自该政策。[1]独立前夕，印度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英驻藏使团在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使团，“惟一明显的变化是易帜。”[2]为获得西藏地方对上述私相授受的认可，印度在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的同时，答应满足西藏地方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还欺骗说西藏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3]此后又向南京政府驻印大使声称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4] 然而，中国政局的变化使印度领导人深感不安。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何达到维持西藏的缓冲状态和保障印度的安全呢？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尼赫鲁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主要助手，早在1948年5月就提交了一份关于西藏未来及其在印度政策中的作用的文件。潘尼迦认为西藏于印度安全极为重要，印度业已继承了英国有关西藏的诸如商业、西藏自治的保持、麦克马洪线以及在拉萨政治使团的存在等权益。如果这些权益得到保持，印度则无需冒犯西藏或者中国的权威，而且也无需在拉萨赢得政治上的优势。但是，潘尼迦认为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恢复对西藏的统治，而中国一旦“占领”西藏，就会像1910年那样宣称尼泊尔和不丹是它的属国。而且，“麦克马洪线是印藏谈判达成的，若印度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且中国不承认西藏的自治，则中国有相当资格说，与西藏协议而成的边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的统治到达印度实际的边界将会造成它所有边界的不安，这将成为印度此后的主要困难。”鉴此，印度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在外交上支持她保持自治、向她提供武器装备以及训练其军官”。[5]据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印度一直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在政治上企图保持西藏孤悬于外的状态。由此观之，独立后的印度将是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 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反对英国侵占西藏。1904年6月，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仇特(Joseph Choate)奉命对印度政府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表示强烈异议，并申明在1876、1886和1890年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协商时，英国曾经三次承认中国人的主权，以后中国人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1](P,93)1942和1943年，美国又向英国重申上述政策。[6]然而，这并不意味它对西藏没有兴趣，相反，就在1942年，罗斯福总统批准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派一个两人代表团，携他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和礼物，到西藏活动和刺探情报长达半年之久。[7]美国人突然出现在西藏使蒋介石一度颇为紧张。[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美驻印使馆于1946和1947年之交首次要求改变对藏政策，把西藏作为对苏冷战的基地之一。国务院虽未采纳，但同意加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保持行动的自由。更有甚者，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要求和警告，于1948年在非法出行的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自发证件上签证，致使其赴美活动，当南京表示反对时，美国又以支持民族自决相威胁。[9]1949年上半年，中国事态的革命性变化迫使美国政府检讨其对藏政策，一些驻外使馆官员要求改弦更张，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但国务院7月出台的新政策是：尽可能与西藏保持密切和友好关系，一旦有迹象表明中国将陷入永久的分裂，就马上承认西藏独立。“避免给中国我们改变政策的印象的同时，不再提及它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尽可能保持行动的自由。”文件指出，美国之所以不能立即承认西藏独立的原因之一是：“对采取任何现实意义措施的前提主要是控制进入西藏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的意识形态及战略上的意义就会降低，反之，西方利用西藏作为反共堡垒的困难就会无限扩大。”[10]可见，印度的西藏政策是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和制约美国干涉西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