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3;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1-0014-10 孙中山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不仅有其卓越壮阔的自然生命，更具有其深远波澜的历史生命。孙中山为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以及从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到临终“唤起民众”的遗言，这是他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的自然生命。孙中山逝世以后，政界和学界绵延不绝地纪念他，言说、研究他和他的思想，这属于他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的历史生命。一般说来，一个人及其思想的自然生命愈渊深博大，其历史生命亦愈繁复长远。我们研究历史、开挖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要重视自然生命这一层面，也要关注其历史生命的另一层面。历史生命虽然与自然生命紧紧纠缠，但历史生命毕竟处于不同时空，人们抱着各种不同的动机来纪念、言说或研究，势必出现不同的理解和描述。因此，历史生命意义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更像是具有弹性的文化符号。通过这个弹性的符号，使我们领悟得更多的，与其说是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内涵，不如说是符号覆盖下生动活泼的新历史。抗战时期中共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历史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迄今为止，解读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唯年轻学者宋进，其《挈其瑰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对研究此一问题成绩颇多，尤其在蒐集史料、厘清派别、人物的观点等方面更具价值。与宋著不同，本文除重视中共之档案资料外，更钟情于时空定位和言说与境况的互动；更注重不同论者的动机意向与言说使命。通过对三个阶段的基本划定，使我们对该问题能获得多方面的认识，如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思想上的融合与分歧之焦点；中共如何握住三民主义这一武器来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服务，并以此维护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理论的层次和结构在思想竞争中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诞生的文化环境及其明确的针对性；今天的人们究竟应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理智去对待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等。 一 抗战时期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其明显之发端应为1935年10月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的讲演。王明此次讲演的题目是《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在讲到其中的第三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法西斯主义问题》时，他引用了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很长一段论述。这段论述主旨是“必须加强思想上反法西斯蒂的斗争”。王明引述说：在中国，有些自命为法西斯蒂的人，也利用古代孔孟学说、道教、佛教等等来愚弄群众。同时，他们并企图把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曲解成为他们卖国殃民的理论根据。但是，许多共产党员都轻视反对他们的思想斗争。许多共产党员认为这是无关紧张的事，认为这些都是落后的思想和陈腐学说。因此，他们以为这些思想和学说现在已经不能影响群众。事实上，这种观点完全是不正确的。问题的中心在于：这些旧思想和旧学说在中国群众的传统中有很深的基础，在民众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些旧学说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应当在极广大的民众中进行细心耐烦的解释工作。应当解释这些思想的来源和真正的用意，同时，应当解释共产党员对于道德等问题的态度，以便使群众了解，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好的文化和道德。对于孙中山主义，除了解释他对个别问题的不正确观点和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外，还应当向群众解释说：孙中山本人是一个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行动，的确是有价值和值得钦佩的。因为孙中山生平最主要的功绩，就是他在遗嘱中所说的：“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同时，还应当向群众证明：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也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因为只有我们共产党员，才真正不断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而牺牲奋斗。而有些恬不知耻自命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的人，实际上是三民主义和孙中山遗嘱的叛徒。王明在引述中最后强调说：“如果共产党在反对所谓法西斯运动斗争中，不进行有系统的、耐烦的、灵巧和有理智的思想斗争，那么，共产党就不能把那些因落后、幼稚以及历史的条件和传统等关系，还在所谓法西斯蒂组织和其他党派影响之下的群众，夺取到革命旗帜之下来。”[1] 从王明所引述的季米特洛夫上述精辟的论断可以明了：中共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其始初之出发点即为加强对法西斯的思想斗争，而加强思想斗争的目的在争取群众。因群众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广泛影响，故共产党必须重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解释、继承和创新。孙中山和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在群众中已享有崇高的声誉，另一方面又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曲解和利用。所以，中共对孙中山及其主义应当进行有系统的、耐心细致的、灵活而有理智的阐释工作。在阐释中，除了说明其不正确的观点和与共产主义的不同点之外，更主要的是充分肯定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思想的进步性。通过这种解释工作，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代表者，同时，还是发扬者和创新者。只有这样，才能将更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的革命的旗帜之下。 以季米特洛夫的威望和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所居的地位，王明演讲对于中共的推动力自不待言。而且，王明演讲中对于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所取的态度和方针是适时和正当的。其所定的基调，也为后来中共所遵循。 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八一宣言》发布之后，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和进程明显加速，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促使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频率趋向增高。 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函中国国民党，希望国民党中觉悟与爱国之士，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的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力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2]中共宣布：只要国民党真正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当坚决地赞助，并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23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作《论统一战线》的谈话，同样也提出了希望国民党当局“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中共这时的方针十分明确，是向国民党呼吁，提出希望，敦促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其着眼点在三大政策，在开放党禁，在实行民主。这时还谈不上全面准确地解释三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