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对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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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良初 湖南岳阳师范学院“两课”部,湖南 岳阳 414000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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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5-0075-04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在同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作为毛泽东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的任弼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在中央苏区:筹备苏维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为树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931年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以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同王稼祥、顾作霖一行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肩负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任务。在代表团进入苏区前,中共中央对苏区的工作是不太了解的,特别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不理解。他们认为“毛右倾”;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蔑视毛泽东在苏区开展的斗争。所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宣布成立的党在苏区的最高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项英。2月,中共中央决定增派任弼时等三人去中央苏区时,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班子是: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分管组织,王稼祥分管宣传,毛泽东分管军事。这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远在项英之下。

      任弼时进入苏区后,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实际指挥过程和关于战略决策的争论发现: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而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因而萌发出推举毛作为苏区党的主要领导的信念。

      为推举毛泽东代项英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树立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地位,任弼时前后作了如下几项工作:第一,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苏区几年来的工作;第二,积极支持毛泽东在军事、土地政策方面的正确主张;第三,推举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第四,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毛泽东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在开创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艰辛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所决定的,任弼时进入苏区后进行的大量工作,为毛泽东奠定这一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成为苏区最高领袖,这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任弼时在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曾不点名地对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进行了错误的指责,认为是“狭隘经验论”。但当时在王明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种批评与指责,实为言不由衷,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如此,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上线。也正是由于任弼时到苏区后,一再推荐毛泽东,而“配合”王明路线反“毛右倾”不得力,所以,随后在他们发起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打毛排弼”,将任弼时派到了湘赣省委。

      二、在长征路上:开展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全面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但不久,毛泽东的这一地位,又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1935年6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制定了两军会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对革命产生悲观情绪,想偏居一隅,逃避革命,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以枪指挥党,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10月5日,张国焘悍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并下令“通辑”。中共中央获悉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避免分裂,身为红二、六军团“政治核心”的任弼时,一面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一面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同张国焘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第一,坚决抵制张国焘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攻击;第二,坚决反对张国焘分化和吞并红二、六军团的阴谋;第三,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的企图;第四,坚持团结和统一,在四方面军中做说服教育工作;第五,建议三军会师前应作细致的政治动员;第六,建议中央统一集权领导,粉碎张国焘的新阴谋。7月10日,任弼时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1]解决原则分歧问题,并要求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7月12日,中央复电任弼时,“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2]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此后,任弼时在西北局会议上又多次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和斗争。当张国焘提出西绕青海,北出甘北的计划后,9月18日,西北局举行会议,否定了这一计划,决定北上,向静宁、会宁进军。但过了岷州,张国焘又违反决定,准备从洮州过河西去,此计划又被制止。张国焘再次迫于情势不得不于9月27日致电陕北,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同意北上。10月10日,三军先头部队终于在甘肃境内会师,党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组建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此后,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时和洛川会议上,两次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均为主席,成为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领导人。红军长征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任弼时力促三军会师,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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