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立君(1971-),男,吉林大安人,硕士,吉林省四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社会史研究。四平师范学院 历史系,吉林 四平 136000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伪对我华北移民出关采取了限制的措施,这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主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4-0108-07

      关内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问题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注:较具代表性的:一是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二是朱玉湘、刘培平的《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但总体来看,相对于民国社会史的其他领域,东北移民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本文在充分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对“九一八”事变后移民的动态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移民东北受阻

      华北向东北移民,历史悠久,“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食”[1](p85)。清代以后,移民数量逐渐增多。尽管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禁令,严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穷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2](p37),多方闯关。咸丰以后,前禁渐弛,1861年清政府正式废除封禁政策,一时“鲁冀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闻风景附,所至益多,蜂屯蚁聚,势难禁遏”[3](p42)。及至清末,移民浪潮已蔚为大观。这可以从东北的人口总数上反映出来:如1898年东北的人口总数为541万,1907年为1445万[4](p3),而1911年为1841万[5](p89)。短短13年,人口就增加了1300万。当然,这些增加的人口也包含自然增长,但如果没有华北人口的大量迁入,增长是不会这么快的。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热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至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6](p254)。据满铁人事课统计,从1927年开始,华北移往东北的人数猛增,由1926年的50多万人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了3年之久[7](p1240)。

      1931年以后,华北各省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仍连年不断,人民生活仍困苦不堪,处于破产和半破产境地的难民仍大量存在,与1931年前相比,农民离村有增无减。以山东为例,据1935年调查,离村率最低的为西部的夏津和恩县,约10%左右;最高为南部的费县、莒县,达60%左右[8](p(农))52。另据1934年4月河北正定县的人口调查,人口数额比1931年1月减少了1/3,其原因并非由于死亡率增高,而是由于离村运动的加剧[9](p882)。

      按常理,这些离村的农民也会大量迁往东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先看一下1926-1937年历年入、离东北的移民数。

      表1:1926-1937年华北移民入、离东北人数统计表(1926=100)

      

      资料来源:(日)《满洲矿山劳动概况调查报告》(第14编),满铁调查部,1940年7月,第7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1931年前的5年间,进入东北的移民总数为400余万人,平均每年为85万人,而1931年后,进入东北的移民数明显减少。1932年只有37.2万人,1934年回升为62.7万人,从1935年开始,逐年减少,至1937年达到最低点,只有31.9万人。1932-1936年5年间总计移入数为200余万人,平均每年为47万余人。我们再看一看离开东北的人数。1931年前的5年,平均每年离开东北回华北的人数为37万余人,即半数以上留在东北;而1931年后的5年,平均每年离开东北约41万人,仅有12%的人留在东北,这在东北移民史上是少有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1931年后进入东北的移民数陡然剧减(比1931年前减少了一半),又是什么原因使大批移民纷纷返回华北?原因十分明显,这就是:正当华北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迁往东北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地占领了东三省,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等等。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还进行残酷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如铁路、航空、银行、邮政、钢铁、矿业、石油等宣布实行“国家统制”,只能由国家或特殊会社经营,严禁私人、特别是华人经营。这种经济统制政策,使原本就很薄弱的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排挤和摧残。如哈尔滨,1933年民族资本的商店有7604家,至1936年减至4754家,而日本商店则由1933年的347户增加到1936年的800户[10](p266)。一些中国商户因无力与日商竞争,经不起打击,纷纷休业,甚至倒闭、破产。如,1936年1月至5月,仅哈尔滨市道外区的10个行业,倒闭者达160户[11](p461)。因此,曾经在东北经商的山东、河北商人多返回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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