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的研究，多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变的分歧等问题，也就是说，主要是从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的；对于事变的主角商团方面则注意得不够。本文不拟对事变的进程做细致分析，而是希望从清末及民国初年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的某些特点出发，来探讨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 一 商团事变发生时，孙科适在奉天报聘，张作霖深为诧异地问：商团是一种什么组织，广东商民为何会有武装（注：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第139页。）？肯定还有很多人会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各地有武装的商人团体或许不少，但像广州商团（1911年底成立时正式的名称是粤省商团）那样人众枪多、敢于以武力公开同政府和军队对抗的，恐怕绝无仅有。1924年8月至10月的“商团事变”，使广州商团在近代中国商人团体中的知名度大增。由于当时共产党人极力主张对商团采取强硬措施，而镇压活动又是由孙中山下令，蒋中正等人指挥军队完成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出版的有关著作写到商团事变时，大多数都根据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方面的文电，把这次事变定性为一次反革命叛乱（注：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李云汉增订，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1958、1965、1969、1985、1994年各版）和内地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关于1924年8月到10月的记述可作为代表。此外，相关论文亦甚多。近年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处理商团事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敖光旭《论孙中山在1924年下半年的是是非非》（《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盐出浩和《广东商团事件——第三次广州政权与市民自治的分裂》（《东洋学报》第1卷第2号，1999年9月）；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等等。）。 然而，商团方面当时的解释则完全不同。事变平定后不久，香港华字日报社印行了《广东扣械潮》一书。这本书保存了大量重要文献，是研究商团事变的第一手资料。该书的几个序集中反映了商团对此次事变的看法（如作者之一谭汝俭就是商团代言人）。平心论之，当时商团要“控诉”孙中山的政府，其中自然不可能有理性的分析。按商团说法，他们完全是无辜的：政府准许商团购械于先，却又扣留枪械于后；还械谈判中商团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两次罢市都是政府出尔反尔造成的。他们把孙中山平定商团事变说成是专制政府迫害商民的“暴行”。不过，《广东扣械潮》收录的商团文电也反映出，商团确实要求孙中山下台，声称“唯有拚为最后之牺牲，以与此祸国祸粤之共产党政府决一死活”（注：香港华字日报社编《广东扣械潮》第2卷，“文件”，1924年冬，第102-104页。），并将之付诸行动。如果我们承认孙中山的政府是革命的，那么，商团发动的无疑是一场反革命事变。 广东革命政府对商团事变发生原因的解释，以事后汪精卫的一次讲话最有代表性。他说：“少数商人受英帝国主义之引诱，吴佩孚之嗾使，陈炯明之煽惑，利用商团以与政府为敌。”（注：《异哉汪精卫之言》，《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19日。）这种解释现在看来值得商榷。 广东政府曾认为商团事变是英国、至少是港英政府策动的。当商团第一次罢市时，孙中山准备在8月29日以武力强迫商人开市。8月28日，广州领事团首席领事（日本驻穗总领事）向广东省长廖仲恺提出抗议；29日，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Giles)又威胁说，如果当局炮轰广州市，英国海军将全力对付之。在这种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放弃使用武力的计划，孙中山因而认为商团的行动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2页。）。也许，英国总领事的威胁使很多商人相信英国会出面干预，从而更大胆地同政府作对。但有学者指出，英国并没有直接介入商团事变。英国外交大臣对英驻穗总领事及驻港海军少将警告孙中山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事后，英国外交部责成英国公使严厉申斥这位未得到授权便自作主张的总领事（注：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98页。）。近年也有学者指出，有些英国商人介入了购械，但无论英国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策动或引诱商团同孙中山的政府对抗（注：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确实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也并非不想干预，但从北京政府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等人的电稿看，直系军阀并没有嗾使商团反抗广东政府（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71-778页。）。北方军阀想要影响事变的进程也是鞭长莫及。当时很多人都相信商团与陈炯明有勾结，因为广州商界拥陈反孙者不少，有报纸甚至报道了商团“愿助款百五十万，已先给五十万”作陈军进攻广州军费的消息（注：《专电》，《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日。）。但是，从陈军将领熊略事后的通电（注：陈军将领熊略事后的通电说：“当扣械案起，罢市潮生，我军即披发撄冠，攘臂思救。乃主者信滇军倒孙之说，政客煽南赣请兵之谋；阻我义师，拒人颜色”。见《广东扣械潮》第2卷，“文件”，第150页。），以及一些知情人后来的忆述来看（注：例如，陈景吕（叶举的同学）《叶举对商团请援的态度》一文谈到叶举对援助商团持冷淡态度；林志钧《商团事变知闻忆述》一文谈到商团事变平定后，有一次商团的高层与陈军将领在香港开会，商团方面说，事变期间曾想筹款，“但未收到分文”。以上二文均载《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3年）。），陈炯明确实想借罢市风潮之机进攻广州，商团也同陈军将领有过联络。不过，双方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也没有做出具体安排。而且，在商团事变期间，孙、陈和解的秘密接触一直在进行，这对陈炯明兴兵援助商团也起一定的牵制作用（注：有关情况，可参阅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海丰人文资料编辑组编《海丰人文资料》第17辑（陈炯明与粤军资料之八），1996年印行）第564、566、586、588页；《国父年谱》（第4次增订本）下册，第1531-1532页。当日报纸对孙陈谈判影响陈军支援商团也有报道，如《陈军迟迟反攻之原因》（《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0月31日）。）。事实上，迄今找不到事变前陈炯明从中煽动的证据，而广州商人在当时反孙也无须陈炯明来煽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