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62:D73/77(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1)05-0055-13 1968年5月，在举世震惊的“文革”爆发整整两年之后，法国也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月风暴”。实际上，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戴高乐下台，运动持续一年多，只是在1968年5月为高潮期，所以法国舆论界称其为“五月运动”，“五月事件”，“五月革命”、“红色五月”的都有，史称“五月风暴”。 5月28日为“五月风暴”的最高潮。这一天，总人口约为5000万的法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这一天深夜，总统戴高乐又神秘失踪。据当时法国舆论界和学者们后来评论，这一天如果不是法共和它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坚持不搞暴力革命、不乱中夺权、坚持合法斗争，法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不是没有可能的。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教育部长和总理先后辞职，最后导致总统戴高乐辞职，直接经济损失估计为几十亿法朗，整个运动中仅五人死亡。（注：Laurent Joffrin《Mai 68》,Editions du Seuil,1988.）与“文革”的灾难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运动的间接后果是导致法国左翼力量——社会党党魁米特朗上台执政达14年之久，并与法共合作进行了一些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都是这个运动的直接产物。运动使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式保守型社会向美国现代化社会进一步发展。法国对这个运动十年一纪念，是好是坏，众说纷纭，好的说法似乎大于坏的说法。至少远不像中国“文革”那样：“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决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一场历史大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革”和法国“五月风暴”是二十世纪后半世纪东方和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最大、最典型的群众运动。两个运动之间客观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强烈的反响。这个很值得注意的课题，迄今在国内外尚无人问津。这是中法两国学术界的一个怪现象，也是国际汉学家们的一个疏忽。 中国“文革”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 时隔30年了，仍可在一向十分注重市容的巴黎建筑物上偶尔发现红油漆喷的毛泽东像以及有关口号的陈迹。法国纪念“五月风暴”，电视台总要播放当年的文献纪录片，那景象更令中国人惊讶和“倍感亲切”：游行队伍中有高举马、列、毛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的，最醒目的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文革”对“五月风暴”的影响，还有以下历史行迹可寻： （一）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在法国和西欧扩大影响的合法缺口。1964年4月27日，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使法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周恩来说：“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注：《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法国因此掀起“中国热”：自1966年中国“文革”爆发以来，亲华的“法中友好协会”（西方的说法）经常举办介绍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讲座，吸引了许多大学生；1966年至1968年，《毛主席语录》（法国称为“小红书”）在法国再版四次，估计有几百万册。西方舆论界评论戴高乐主动与新中国建交“具有讽刺意味——中国共产党驻巴黎大使馆将要扮演一个从事颠覆活动的角色——虽然其作用不易精确估计出来——这些活动有助于1968年5月的骚动，这个骚动几乎使戴高乐统治垮台。（注：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85页。） （二）法国一些对新中国和毛泽东思想感兴趣和同情“文革”的重要名人，对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非同小可。具代表性的有三位：一位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他曾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访问中国，并写了一本《反回忆录》，引起了国际性重视。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一段尤为世人注意，几乎各国大报均予译载。马尔劳与中国革命甚有关系，二十年代曾来中国，国际盛传他曾直接参入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并写了两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注：即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的《中国大革命序曲》（1928年出版）和以1927年上海"4·12"政变为背景的《人之命运》（1933年出版）。均绝版久矣。）均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著作，他因此获龚古尔文学奖。他一直是戴高乐的高官、死党。奇怪的是他的左倾只是在观念而不在行动。“五月风暴”中他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但他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一代代法国人，使他们了解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而且对法国青年的精神偶像——萨特和加谬也有着若干影响。第二位就是法国青年崇拜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可与卢梭相提并论的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他五十年代初，就曾访问过中国，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影响也很大。他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五月风暴”，而且身体力行直接参加：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政府压制时，他不顾高龄，挺身而出，保护这家“毛主义”的刊物，并亲自上街叫卖，其照片遍登法国各大报。5月22日及后几天的“五月风暴”高潮中，他多次去巴黎大学演讲，支持左派学生。他甚至比当时的中国《人民日报》还激烈，对法共的言行万分愤慨，当时就著《法共害怕革命》控告法共背叛法国人民，又一次丧失法国大好革命时机。他的言行像旋风一般影响着“五月风暴”。法舆论认为“五月风暴”简直就是一场“萨特的革命，戴高乐的麦城”。第三位是巴黎七大东方语言系主任，中国问题权威让·巴比(Jean Babi)，自1966年“文革”爆发以来，就不断著文和演讲褒扬“文革”和毛泽东思想，在大学生中影响也很大。类似上述三位的学者、教授、讲师在法国和巴黎大学中为数不少，只是在“五月风暴”中的影响或大或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