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2-0089-05 三线建设（1964-1978年）是新中国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三线建设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渊源。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提及备战和均衡生产力布局是三线建设的原因。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三线建设，并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资鉴，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分析三线建设从决策形成到付诸实施的原因。 一、国防原则的绝对化是形成三线建设决策的主要原因 三线建设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战争威胁，国防建设存在不足以及“左”倾错误日益扩大化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将国防原则绝对化的产物。 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会议及协定，奠定了“二战”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两极格局。“在两极对抗的‘恐怖和平’下，对立阵营的双方都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对一切国际事物的处理和安排，都按冷战的框架去思考，偏重于从意识形态、从泾渭分明的国际阵线之角度做战略判断，并以此决定着各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决定着各方资源配置、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的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调整。”[1](P153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和成长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的“冷战”日益全面展开的国际环境中。因而，美苏对华政策、中美与中苏关系以及美苏关系的发展演变极大地影响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 美国政府在本质上是反共的。中美在1949-1969年间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二十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2](P98)美国把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与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与包围，武装封锁台湾海峡。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新中国经济发展自建国起就高度重视国防安全和工业布局向内地的调整。如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从沿海搬迁了少数易于搬运的工厂到内地；“一五”时期（1953-1957年），军工企业成为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在苏联援建的实际进行施工的150个项目工程中，有44个国防企业项目，从地区分布上看，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3](P306)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决策形成之前，中共认为存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对国际形势总体上持乐观态度，但从来没有放弃对战争可能性的警惕，高度重视国防布局和国防安全。 60年代初尤其是60年代中期，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我国进行和平经济建设的转变。 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1964年8月初制造北部湾事件，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使中国直接受到战争威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并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妄图窜犯沿海地区，实行颠覆行动。中印边界局势未稳。中日尚未建交，日本和朝鲜半岛有美国的战略基地。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条约”，密谋制定“飞龙计划”，对我国东北构成威胁。中苏关系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剧恶化，边境摩擦不断增多，苏联同时在中苏、中蒙边界增兵，战略导弹直指中国，企图把中国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逐渐波及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两线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亚洲的两个最大邻国与中国敌对。“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做准备。 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例如：(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于瘫痪。(4)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5] 外有强敌，内有隐患的局势，中国近现代史上饱受侵略凌辱的切肤之痛；苏联乌拉尔以东工业基地虽然建迟了，但在卫国战争中仍然发挥了较大作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基于备战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先集中力量搞内地战略后方的三线建设的设想。 从当时存在战争威胁的背景来看，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备战，加强国防建设，加强战略后方基地建设，从而有备无患，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强大的国防能够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和平保障。而要合理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恰当把握备战的规模和程度，就要求对战争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和准确预测。由于当时对可能爆发的战争高度警惕，忽视了制约战争爆发的因素；同时，党内日益扩大化、绝对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使作为备战工程的三线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而将国防原则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