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2)01-0045-04 1949年初，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有关未来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南京解放后，美国政府为了打探中共对美政策的意向，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向中共表示了一些外交上的主动，中共对此给予了相应的重视。据此，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前，正是中共在对美政策的强硬立场和杜鲁门政府没有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才使本已开启的中美友好的大门被迫关上了。国内也有人认为，针对美国在外交上的主动，中共曾调整对美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接触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笔者认为，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态度，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对抗。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并不存在中共调整对美政策的可能性。对于这一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笔者拟提出以下看法，以就教于学术同行。 一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近代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卷四，第1471页）的结果。“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卷二，第650～667页）中国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使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仇视。解放战争期间，由于美国推行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对华政策，因此，革命愈接近胜利，中共对美国干涉中国革命保持的警惕性就愈高。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的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面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现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2]（卷五，第231页）为了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这次会议确立了不急于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规定，“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以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从此以后，“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自己的政府解决”。[3]（第77～78页）但是，“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4]（第809页）鉴于帝国主义国家百余年来对中国的侵略和影响，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5]（第85页）同年3月，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中共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由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3]（第80页）4月17日，针对美国国会有关承认中国问题的争议，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它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是美国政府“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因此，我们应该站稳立场，做到“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6]（第323～324页）以避免对外政策上的被动局面。由此看来，中共在对美政策上的原则是坚定的，在策略上又是灵活的。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国家钻空子，利用旧的外交关系向中共施加压力，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条件下，中共拒绝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关机关和外交人员发生任何正式的交往。所以，平津战役结束后，当北平的美国助理武官包瑞德上校要求与当地政府发生接触时，遭到了中共的拒绝。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共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触。1949年夏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就是一例。 二 对外政策既强调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制定的外交战略是“一边倒”，目标是争取苏联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对新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建立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如果中共调整对美政策，谋求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与“一边倒”的战略目标是不一致的。 那么，如何对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外交主动呢？这就需要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美国的外交主动是在其扶蒋反共的政策遭到失败、对华政策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具有明显的两面性。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已定，美国试图“阻止中共统治中国”的目标已经落空，对华政策的目标逐渐转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并尽可能地保护美国在中国的传统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外交上暂时改变了过去对中共一贯的强硬立场，从1949年春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拉关系，试探中共的对美政策。南京解放以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驻南京，寻求与中共接触的机会。作为对司徒雷登留驻南京一事的反应，4月28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粟裕等人的电报中指出，“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2]（卷五，第285～286页）许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共对美政策发生了变化，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中共对美国外交主动的一种灵活反应，这种反应看来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试探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便于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把握主动；另一方面则不能排除间接给苏联施加一点压力的考虑。众所周知，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苏结盟的大局已初步确定，但南京解放后，苏联并没有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其驻华使馆人员也随之南下广州。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前燕京大学学生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并指示他“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7]（第24页） 中共对此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是与中共制定的对美政策矛盾呢？显然不是。中共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并不等于不和这些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在对美政策上，中共既强调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灵活的斗争策略。从中美关系当时的状况看，中共不宜在外交上采取主动，因为这不利于在政治上与美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更不利于中苏结盟战略目标的实现。反过来，如果美国采取主动，中共则应该积极地灵活响应，一味的拒绝将会把中美对抗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从而陷入被动。为了防止美国钻空子，早在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之初，毛泽东就指示“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应声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司徒雷登在谈话时可能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3]（第88页）况且，黄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于曾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来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双方的接触也可以看做是私人接触。这种非正式的私人接触与中共制定的对美政策并不矛盾，一则可以避中共主动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之嫌，二则可以试探美国对华政策之动向，是一种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