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1-0007-06 新文化运动发端于袁世凯复辟时代，以反对帝制复辟、尊孔复古为开始，以选择走俄国道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改造为结束，大体上经历了8年的时间（以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以1923年底科玄论战的兴起为终点）。8年，短短的8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真正是转眼之间，弹指之间。但正是在这8年间，以评孔批孔为争论的焦点，新旧文化之争汇聚成巨大的、不可遏止的破旧与立新文化的潮流。而它所产生的社会震荡效应，决不仅仅只是8年，或者是80年。 前此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虽然各有其切入点，也具有各自研究的特色，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从评孔思潮的角度展开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就会有新的发现。 一 如果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帝制复辟当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导火索。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恰恰是以尊孔读经、文化复旧为直接的导火线。因此，新文化运动就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为区别，在三个领域以三条互相联系的线索展开：一是紧扣着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力图中国政治发展状态不出现逆转；一是着眼于中国文化的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演变形态与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一是立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上探索寻找中国文化的改造方法，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路向。简言之就是，以孔子之道为标的，进行中国政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讨论。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以孔子之道为帝制复辟的掩护、以孔子之道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突出优势、以孔子之道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站在立新的立场上，揭露孔子之道与封建帝政的关系，认为孔子之道乃中国黑暗政治的一大根源，粉碎复辟图谋必须破除孔子偶像、揭露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违背了文化进步的方向，倡导科学与民主、揭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是破除孔子之道的精神枷锁，以社会革命为手段根本改造中国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从孔子之道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改造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后，就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撑，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在漫长的专制主义时代，可能由哪一个人做皇帝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却是有没有皇帝。这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陈独秀在1917年揭露道：“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被改造的进程加快，力度不断得到加强。李大钊曾探寻过帝制社会心理的文化内因，指出：“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努力，摧除对面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他预言冲破封建主义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潮，必然呈滔滔滚滚之势，“一决不可复遏”，他希望整个民族都要有一种觉悟（注：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1、662页。）。在新文化运动的尾声中，以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行向新文化的道路”的声响强劲起来。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热情洋溢地说道：“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除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注：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0-21页。） 从空间上看，三条线索是平行发展的；从逻辑上讲，是递进深入的。五四时期，人们活跃的思维在这三条线索上如同音符围绕旋律跳动，掀起澎湃的文化激流。这就是五四时期评孔批孔（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性。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从中西文化革命比较的角度认识这一关联性的积极意义，更是意味深长：“如果说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使人从神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人从孔子儒家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追求个体从大家庭中冲决出来取得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最终完成这一使命，但他们所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却深刻地影响和激励了‘五四’一代及后此数代的中国人。”（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简言之，如果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个案，它就不可能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一旦它同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它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意义，才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域。 二 五四时期文化的新旧对立，互相碰撞，急遽的新陈代谢是孔子及其学说接受人们评判的既定前提。时代条件与文化的新旧交替决定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命运：在守旧派的一方，孔子及其学说是守旧的护身符，所谓孔子之道是“圣学”，败坏“圣学”必然导致国基动摇，民心浮躁；在立新的一方，孔子及其学说是批判的对象，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第79页。）以致于李大钊说，为了“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哪怕是“冒毁圣非法之名”，也在所不惜（注：李大钊：《自然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卷，第264页。）！经历尊孔与排孔的碰撞，人们对真假孔子、真假孔子学说的认识更加深化了，这就为以后荡涤附着在孔子及其学说身上的污泥浊水、继承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智慧，开辟了道路。 当然，近代范畴的评孔思潮，并不起于五四时期。此前有农民阶级的激进的批孔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领导农民毁坏孔庙，砸烂孔子偶像，是为了将农民的精神信念由孔子之道转换到西方的上帝身上，所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问南东”（注：洪秀全：《原道救世歌》，《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页。）。太平天国的排孔运动，立足于政治手段，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为依托，没有理论深度。一旦政治革命失败，农民的精神信仰照样没有改变。太平天国开了以激烈和激进的方式批孔排孔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