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

作 者:
陈晋 

作者简介: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17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体现为五个改造步骤。其实际效果是,在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三种文化思潮的清算中,促成新的文化整合,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但是,就像在经济改造中过于追求一个“公”字一样,文化改造过于追求一个“纯”字,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丢失了不少必要的文化资源,并严重影响到对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作出充分的估计。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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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2-0032-06

      一、为什么说有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转变时期

      先进文化的创造,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对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转变,作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描述和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由于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真的已经成为了现实的时候,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先进文化创造所迎来的从未有过的契机,透露出实现文化飞跃的浓烈渴望和激情。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对文化现状的焦虑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在他看来,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落差。

      一个落差属于政治上的判断。

      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这句话对于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政策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此前讲的是要发展它们,此后则多讲“利用”和“限制”(如七届二中全会),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又加上了“改造”,接着是提“消灭阶级,个人存在”。在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时,毛泽东曾设想过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发展资本主义,但事实上后来并没有落实。

      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毛泽东看到的文化现实,却是在思想、文艺、教育、教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于是,他在1950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中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再一个落差属于文化上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两件事情在文化建设上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一件是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城的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的座谈会。与会者多是五四运动的当事人、知识分子,曾经各自天涯,如今殊途同归。再一件事情,是这年7月初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大军“胜利会师”。汇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直观的愿望。

      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但是,各路文化大军“会师”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却是杂然纷呈。多数人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他们的思想之驳杂,就像郭沫若谈论自己的思想时打过的一个比喻:一个长途辗转跋涉的旅行包,上面贴满了各个码头的标签。背着这样的文化旅行包的知识分子,要走向被视为新中国“精神故乡”的延安文化,显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精神产品,同在延安整风基础上形成的延安文化,也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很不协调的地方。

      于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延安经验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为了营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气氛,对原有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为了必然。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前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逐渐演变成为了对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由此可以确认,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进行的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也应该有一个,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的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变。文化转变的声势和规模,或许不像经济过渡那样广泛触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但是,它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波澜,对中国文化格局重组之功能,对中国文化脉向影响之剧烈,却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及其对象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起,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变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格外谨慎的。他一方面强调,“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同时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他提出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在接下来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步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则已非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的范围了)(1955年)。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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