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C913;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2-0115-08 民国时期的灾荒史研究已有相当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先生及其弟子，更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挖掘。但是，到目前为止，灾荒史研究还未达到完备、充分的地步，仍然大有潜力可挖。例如在灾民逃荒问题上，学者们多滞留于其表面，对由它所牵动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则鲜有涉及。其实，灾民的移境就食，不但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引发了多重矛盾，还暴露出了政府机关的各自为政与赈济活动的薄弱与局限。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与分析，对加强民国社会的研究有所裨益。由于抗战爆发后的难民流离及其救济，在规模与性质上与抗战前截然不同，本文将时限暂定于抗战爆发前的民国时期。 一 移境就食，在内涵上与逃荒并无多大区别，多不过前者更能体现出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区别与联系。1911-1937年间，中国各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极其严重。关于民国以来几次重大灾荒的受灾人数，李文海等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有所罗列：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受灾人口378万；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民总救3000万人以上；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被灾人口5300余万[1](p129,139,230)。1928-1930年旷日持久的西北、华北大饥荒，据天津《大公报》载，灾民总数也在5700余万人[2]。数字准确与否尚在其次，重要的是揭示了灾荒发生时灾民众多的景象。 在正常年份，广大民众尚艰难度目，一遇灾荒，其衣食更加无着，除一部分在家乡候赈或等待时局好转外，大部分视逃荒为赖以存活的惟一途径。1928年华北旱荒中，华洋义赈会在致纽约电中云，“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四分之一。其中三百万已赴外省就食，或在省内寻觅生路，二百万在家忍饿，所余之五百万，则以草根树叶等充饥”[3]。陕西灾情也极为惨重，关中之醴泉县，人民除死亡外，“多半向外省逃荒，全县八百余村，绝人者已二百余村”，高陵县之“东北、西北两区，已有一百余村全无人烟，此外，东北屯村、高庙村、潇里村、上家村，亦只剩五六户二三户不等”[4]，其余如乾县、鄚县、汭阳、蒲城等县，“绝户之村堡，自十数村至数村不等”[5]。1933年冀南黄河水灾发生后，河北民政厅厅长向省府报告勘察情形时指出，长垣、东明、濮阳三县“灾民无衣无食，举室逃荒，络绎于途，情状至惨”[6]。半年之后，三县无衣无食的灾民仍达三十万左右，“民众逃荒在外者，不计其数”[7]。 灾民的外出逃荒，多是为了暂避一时，灾情缓解时仍返还原籍。由此之故，灾民在外出逃荒时，很难确定明确的目标，一般是四处流离，而逃荒的暂时性，使他们不急于当然也不容易找到一份谋生的门路，沿途乞讨成了逃荒者共同的选择。故此，灾民的移境就食普遍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即目标方面的盲目性与谋生途径方面的行乞性。 为讨得一口饭吃，灾民有时不惜千里跋涉。从他们的行踪来看，大多数并无一定目标，仅仅是胡乱投奔而已。1927年天津《大公报》载，保定及各县难民160余名，逃难到上海后，由上海中国救生会资遣回津，随后又被送返原籍[8]。翌年冬季，河北保定灾民孙士君等十人，佩带济南市政府乘车证搭车到达汉口，请求汉口市政府资遣赴湘[9]。更有甚者，难民自己有时也踌躇不定，不知身归何处。1934年11月，多批献县难民途经芦台，据其中人云，献县第九特别区五十余村，“悉被淹没，所有人民，均相继逃出，另谋生路。吾等一行计八十余家，于本年初由县乘船到津，又由津行抵此间，因天气尚好，故不在此停留，惟前途茫然，尚无一定归宿地点”[10]。翌年11月，湖北天门县难民六十余口，辗转来津，由社会局送交市立救济院收容，先是希望“遣送安徽谋生，继复声请回籍”，随后该难民等又“均愿前往青岛”[11]。安徽宿县灾民二百余人，1933年9月“由原籍沿平浦平绥北来，而达绥西五原托城等处，沿途乞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翌年三月，接得家中来函，谓家乡麦收有望，仍沿途乞讨，意欲还乡[12]。 灾民逃荒的盲目性与行乞性，导致了流入地对他们的拒绝与排斥。对流入地来说，无论是收容安插，还是略施周济，都是一项急需筹措的资金，尤其当逃荒队伍接连不断时，就更容易产生不堪其扰的反感与厌烦。因此，灾民虽迫于生计而颠沛流离，沿途却处处遭受人为的阻隔与排拒。1920年内政部一则“令准灾民下车”的训令，充分反映出中央机关对灾民见拒于各方的愤慨与无奈： 直隶省公署训令各县云，案准内务部咨开，本部现据报告，直鲁各省灾民近因荒旱，每多乘搭火车出赴邻境各处谋食，到境之时，该地方官厅往往禁止灾民下车，迫令仍返原处，灾民等在车冻馁过久，时多僵毙等语。查历来救荒办法，自当妥为安置，即使事前未奉长官命令或邻境知照，收容实有困难，亦应呈明，设法核办，乃概予禁止下车，致灾民等枵腹往来道路，饥寒交迫，僵毙中途情形，极堪悯恻，自应速筹办法，以安流移。现由本部咨请交通部迅予转饬国有各铁路各站站长，嗣后如遇有灾民乘搭火车出外谋食者，系在何站上车，即由该站长询明所往地点，先行电知灾民下车车站，由该站站长通知该处地方官设法安插，俾到站后得所栖止，如该处实有为难情形，亦应于下车之后稍使休息，设法另为安置，不得强令仍乘原车即刻运回，以免在途冻馁，若果该处地方官仍行禁止下车，应由该站长随时将实在情形迳电本部及交通部暨该省区行政长官，查核办理，除分咨外合行咨请查照。[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