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为配合实施“满蒙政策”这个侵华的中心任务，也开始酝酿对于中国本土特别是与东西地区毗邻的华北地区的侵略政策，（注：中方当时所称“华北”，系指除东北三省以外的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六省在内的地区。日方所称“满蒙”，其中的“满洲”，系指东北三省；“蒙”系指内、外蒙古地区，而“内蒙古”又分东、西两部，东部内蒙古包括热河省，西部内蒙古则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故“内蒙古”应属中国的“华北”范围。）并干预在华南兴起的反蒋运动。 华北是日本仅次于“满蒙”的在华“权益之地”。北洋政府时期，日本曾在此大肆活动。南京政府北伐统一之后，它又利用与华北地方实力派和北洋余孽的特殊关系，进行以反对蒋介石为名的谋略活动。 早在中原大战前夕，当阎锡山、冯玉祥策划联合反蒋之时，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即来到北平大肆活动，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为幌子，策动成立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派大同盟”，以便日本混水摸鱼。（注：许念晖《土肥原策动成立“北洋派大同盟”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149页；鄂森《土肥原与日本侵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页。） 1930年4-10月的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对于此次战争以及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政权，就颇为关注。（注：［日］外务省编纂、发行《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四卷（东京，1994年版），就收录了来自驻华官员关于中原大战的电报近50份（第729-779页）。）在大战近于尾声、国民党扩大会议于9月初改变北方政府之时，9月16日，日本在一份经外务省大臣、次官及亚洲局长等官员圈阅的《我方对于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态度》的文件中，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于1927年的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明确表示：“我方因在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关系，此时对于已成为该地区实权派的北方方面，采取不必要的冷淡态度，实非上策。……不必要因该政府改变外观，而直接改变我方对北方方面的一贯态度”。（注：《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49（胶卷号，下引同），S1615-7（文件号，下引同），第53-56页。应当指出：该卷第1-79页所收外务省文书相当零散且残缺不全，笔者判断绝大部分可能已被毁坏了；而且，该文件并未收录于上述《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四卷“中原大战关系”之中。）这表明，日本对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将仍然持一贯的支持态度，由此也就奠定了它与该派的特殊关系。 中原大战之后，因东北易帜和入关助战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但因“皇姑屯事件”与日本结有宿怨的张学良，入主华北且遥制东北。日本此后乃利用华北各反蒋派对于张学良的“反感”，继续策划谋略活动，以牵制张学良的实力及南京政府的注意力，配合在东北发动事变。 1931年3月，土肥原受日本参谋本部的派遣，再次来到华北，在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土肥原此次选中的是反复无常但倾向反蒋的石友三，“企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注：土肥原谈话录，［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页。）为此，土肥原机关进行了“石友三工作”。日本外务省文书中，也留下了“帝国丿摇石说”的文件。（注：［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总目录战前期》第2卷（昭和战前期），A.6.1.5.1-16-4，原书房，东京1993年版，第6页。） 为配合“石友三工作”，日本还开展了对于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的工作。6月15日，阎锡山乘坐日本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加紧与石友三等进行联络，共同进行反对张学良的活动。他还派军人专程赴天津，经由土肥原机关，办理日方供应武器事宜。（注：《土肥原秘录》第109、111-112页。又参见：《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石友三的反蒋行动，还受到了广东方面的支持，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通电讨张。但战事发动后，应者寥寥，又受到蒋、张两军的南北夹击，不出半月即告溃败。（注：《张学良讨伐石友三文电一组》，《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6期。）土肥原本人也于8月18日被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经过此次“石友三工作”，“土肥原机关长虽说未能达到目的，但可以说取得拖住张学良部队的效果”。（注：《土肥原秘录》第112页。）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为镇压对手，在中原大战之后再次调兵入关，其在关内的兵力已达11.5万多人，约占东北边防军总兵力（26.8万）的40%强。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实际上就考虑到了张学良方面驻满兵力减半这一事实后而进行策划的。（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二卷《满洲事变》，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85页。）“石友三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发动。 在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的同时，日本也插手了“宁粤之争”后的华南政局，以利于其解决“满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