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有几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转折时期，其中之一便是抗日战争。战争的结局，一方面是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一方面是改变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由此造成了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使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展现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主张中国走“联合政府”之路，实现和平统一。与之相反，国民党却作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抛弃了“联合政府”。结果，以“联合政府”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机遇在战后很快失去，国民党也随之丧失了对中国命运的主宰地位。本文就此试作探讨。 一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呈现全新的政治格局，其首要表现是共产党的实力空前壮大，国民党实力相对下降。此一长一消意味着国共力量达到了某种“均衡”，也表明国民党再也无法恢复旧式的一统统治，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联合政府”发展的崭新政治格局。 首先，从军事实力的比较来看，国共军事力量已近达于“均衡”。中共军队创建于20年代末，曾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得到第一次大规模发展之后受到重创，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主力部队仅剩4万人左右，在该年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的1/20。然而再经八年的抗日战争洗礼，中共军队重新崛起，实力不断发展，空前壮大。1946年上半年，中共拥有正规军队120万左右，民兵200多万；即使不含民兵，其力量也比抗战之初增长了约30倍，其发展速度可谓空前。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开辟敌后战场，扎根于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人力物力源源不绝，取得了强大的力量依托。而在长期艰苦作战中，中共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与策略，军队素质和作战效率空前提高。反观国民党军队。至1946年中期，它拥有430万军队，其中正规军248个师，计200万人，且有45个师为美械装备，另外还有战后接收的100万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其军队实际数量仍然比中共军队多得多，武器装备也远比中共军队优良，但其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而大大下降。由于国民党军派系林立，相互勾心斗角，官兵等级森严，离心离德，内耗严重，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无论是在长期的对外抗日作战中，还是在战后的国共两军对垒中，其具体的战役、战斗均可相对证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远胜于国民党军队。仅以双方作战指导思想而言，中共军队一贯坚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核心目的，而不以城池得失为依归，这就科学地处理了歼敌与守城的关系；国民党却因其机械地局限在居于统治者的地位，其军队则以攻城掠地为主，最终导致自身战线过长而丧失主动进攻的能力，常常陷自己于全面的被动地位。国共双方军队实力相比较出现的这种此消彼长，其实质正如中共领导人在战后初期所认识到的那样：“目前在军事上虽然仍敌强我弱，但力量对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内战和抗战时期的悬殊。内战和抗战的时候我可战胜，现在更有战胜的把握。”（注：《东北的形势和任务》（1946年7月7日），《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事实的。 其次，看两党的力量与现状。还在对日抗战进行之际，国民党当局的专制与腐败已日渐发展，军事无能、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尤其是在1944年整个中国战区的“东守西攻”战略实施中，其结果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得大于失”（注：详见温锐等著：《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但国民党军队在东线出现的大溃败，则引发了国民党当局政治上的空前危机。正如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与过去十年的情况相比，更加虚弱。”“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注：〔美〕埃谢里克斯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9、141、147页。）这种“虚弱”至抗战胜利不仅没有什么改观，反而更因“大接收”而益加严重。1948年蒋介石反省道：“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注：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5页。）此言绝非虚辞。大量史实说明，战后的接收成了国民党人的反复“劫收”，这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不可预期的严重后果。况且，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的执政党，由于对战后日益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没能较积极地应对解决，损耗了其本来就虚弱的权威和实力；而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就存在的派系斗争也并没有随抗战的进行和结束而消除，政学系、黄埔系军人、CC派分子各自为政，各把一方，标志着国民党组织体系的更加涣散，革命斗志早已不存，加剧了中央权威的流失与党组织力量的下降。正如1949年2月5日司徒雷登所说：“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的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注：《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反观中国共产党，它自1921年宣告诞生，在历经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飞速发展并再度遭受挫折之后，实力大为削弱，至1937年，中共党员仅约4万人；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党员已攀升至120多万，猛增30倍。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八年抗战的锤炼，在克服过去长期影响党发展的“左”、“右”倾错误的同时，逐渐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形成了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空前统一的领导集体。自40年代以来，中共通过延安整风，力行“新政”，大大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力量空前统一。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在战后对国民党统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为“联合政府”奠定了政党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