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政治论，亦称“专家治国论”或“技术统治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以《新月》、《独立评论》为背景的人权派、独立评论派，从事组党活动的国家社会党，以及与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的《大公报》等，都曾是专家政治论的提倡者。 一、专家政治论的阐发 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人推行一党专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政权机构。党军矛盾、派系矛盾，甚至蒋、汪、胡的矛盾，都一度不可调和，重建政治权威困难重重。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呼吁人权与约法，批评国民党的“武人政治”与“分赃政治”。“专家政治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和阐发的。 《新月》杂志是“专家政治论”的最早倡导者。《新月》本是一本纯文学的刊物，但国民党人实行专制统治，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起而谈政治，使《新月》兼有政论刊物的性质。罗隆基在《新月》第2卷第2号发表《专家政治》一文，提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该文堪称中国“专家政治论”的政治宣言。他指出：首先，政治上行政比政体更重要，无论什么主义，总要好的行政去实施主义的主张，没有行政，一切主义都是空谈。“专家政治”意味着“只问行政，不管主义”。其次，20世纪的政治更要注重行政，工业革命未完成时人民重视个人自由，将政府视为“免不了的恶孽”，工业革命后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工业、交通、运输的大发展，人口向工业地区的集中，垄断的出现，都扩充了行政的范围和职务，增加了新的行政问题。再次，20世纪政治上所做的事大半是科学上的事情，铁路、电报、汽车、飞机、采矿，都在科学的范围内，需要依靠科学的知识。此外，20世纪政治上的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行政的管理标准是经济和效率，管理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行政人员也要有专门知识（注：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2卷第2号。）。 罗氏还提出“专家知识的吏治制度”作为实现专家政治的办法：采用公开的竞争的考试制度，用法律保障官吏的任期；采用科学的分级及订薪制，订定官吏违法舞弊法，订定官吏的退职养老制；吏治职业化，吏治制度与教育制度联合进行等（注：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第2卷第12号。）。总之，只有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才能产生真正的专家政治。 胡适支持了罗氏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注：胡适：《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月》第2卷第4号。）。宋子文约胡适谈话，胡提出改组五院的意见中，即有“充分实行专家政治，交通、考试、卫生、农矿，均宜用专家”（注：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继《新月》之后，《独立评论》也是“专家政治论”的鼓吹者。但对于“专家政治”的进一步阐发，却各有侧重，并产生歧义。 丁文江从“新式独裁”的角度解释“专家政治”，他对专家身份的定位是“智囊团”。丁氏1933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我的信仰》，表示对平民政治、议会政治失去兴趣，“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注：丁文江：《我的信仰》，《独立评论》第100号。）。在他看来，过去欧美在经济放任主义的原则下，政治是比较简单的，但“现代英国也要有专家政治，美国也要有智囊团了”，“新式独裁”的条件就是要效仿英美的专家政治（注：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要利用国难来号召全国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国难时刻，“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注：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137号。）。 陈之迈将“专家政治”理解为吏制问题，即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他认为，专家的需要与否，不是制度问题，现代民主国家、现代独裁国家都需要专家，“而所谓专家，并不是丁文江先生所说的智囊团，而是成千成万的员吏”（注：陈之迈：《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36号。）。他认为，考诠考查被考者有无成为专家可能，“真正专家的养成尚有待于实际的研究及经验”，应给考取任职的人变成专家的机会，充分的保障，脱离政潮，舒适的待遇，尊重其研究事务，避免迁调，几十年后，“专家政治”或“技术政治”的目标便可达到（注：陈之迈：《专家与政治》，《独立评论》第126号。）。 蒋廷黻虽未明确鼓吹“专家政治”，但认为科学与机械能突破政治体制的框架推动社会前进，主张“科学与机械”下的“开明专制”。蒋氏受唯实派史学观的影响，认为文化变迁以环境变迁为转移，“现今人类从科学所得的驾驭环境能力，即人类促进文化的大机会”。唯实派史学的方法使社会制度的改革由玄学而至实学，史学或会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产生“社会工程学”，“那时的制度改革问题，将变为社会工程问题，而政治家就是工程师”（注：蒋廷黻：《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在他看来，中国仍是一个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科学和机械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能拒绝、所愿拒绝的，只要中央政府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注：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