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民族精神的亟变与民众思想的解放；而推动这种民族思想解放的主导力量，在五四以前，是具有资产阶级立宪思想或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以后，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被它所吸引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解放，比起其他形形色色的思想解放来，更能揭示中国社会的本质，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因而成为最具历史前瞻性的思想解放主流，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 （一） 五四以前，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具有追求西方化的特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思潮和民主共和思潮，虽然在思想解放的层次上不同，但都是企图将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民国以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是企图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去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民族精神。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力图摆脱本国传统、追求西方化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造成的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忽视了中国的基本政治文化传统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使社会变革屡遭挫折。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停留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思想解放与政治变革的实践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随之诞生。思想解放逐步形成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要潮流，它开始逐步纠正一味追求西方化的倾向，开始注重将学习西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注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很明显，五四以后逐步形成的思想解放主流，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西学中国化。 五四以后的思想解放浪潮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流是必然的。这一方面缘于近代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推动，这一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 一般来说，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思想解放的主导力量。他们有开阔的眼界和敏锐的思考能力，当社会条件足以使他们鼓起政治勇气的时候，一个思想解放的浪潮就会被他们骤然掀起。但是，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果缺乏具有历史前瞻性的正确理论，或者没有一个具备广泛民众基础的政党，就难以作为持续主导思想解放的力量而存在，从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解放主流也就更难以形成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还是严复、章炳麟这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动，从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地位上坠落，不再具有倡导思想解放的激情和创造力。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当时少有的不断思索、不懈追求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他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组建中华革命党，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的重要性。但他提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实施国共合作，却已经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于中国的1922年至1924年间的事。随着孙中山先生过早地逝世，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快结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遭到了践踏。 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直接导向五四以后思想解放主流的源头。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任何知识分子群体或政治力量都未能继续引导思想解放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方向发展。活跃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比较注重从社会历史和国民性的角度抨击专制制度和儒学传统。从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来看，他们也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以蔡元培、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有的学者未把这时的胡适与蔡元培相提并论，而认为他只是以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参加了一些活动。这大概与胡适关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观点有关。胡适后来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性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见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他们更多地以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反对中国的封建伦理和旧文学。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基本属于这一类型。在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他们都“把传统视为一个无生命力和铁板一块的僵死历史遗存，据此而把中国现代化归为一个移植西方现代性而摧破中国传统的简单的‘西化’过程”（注：马林：《重新认识中国百年社会》，改革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虽然他们激烈的反传统思想起到了震聩醒世的作用，但是他们最终要么被时代潮流推动，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要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一头栽到书斋中去。第三种类型是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过渡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夜，属于这一类型的似乎只有李大钊。但不久陈独秀的思想也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由于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也由于五四运动的锤炼，五四以后迅速集结起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使思想解放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有了可能。 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企图用抛弃传统的方法来实现思想文化的重构。但“全盘西化”的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实际。1919年夏，李大钊等人同胡适的论战，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者分裂的开始。1920年秋至1921年底，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不仅是有关中国社会前途的论战，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一次思想启蒙与解放。论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需要一个符合国情的思想和文化重构，并通过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革命和改革来完成，而这些社会革命和改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思想上看，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式将日益成为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而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并由他们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成为这一思想解放主流的主导力量。
